有限制权力讨论（ON THE LIMITED POWER）
2007-1-29 10:20:28 罗子丹 

99年“上海超市艺术展”认识的，算是老朋友了）。我和林先生一时士气大增。

讨论活动定于6月3日下午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中国制造”观念家具展现场举行。我开始拟名为“有限制的权力讨论”，林先生认为应该将“的”字去掉，就叫“有限制权力讨论”。这样一改，感觉是要干脆、有力、准确得多。作为一位翻译家，林先生还为它取了个英文名称——“ON THE LIMITED POWER”。头一场是以华东师范大学艺术教育系学生为主体的讨论（我们还专门请了一位标准的白领参与座谈，他是正好出差到上海的邵湘江先生）。此前，我与林先生达成一致意见，由他来坐那把地位最高者座位，我来坐他对面那把地位最低者的座位。与同学们讨论的过程中，因感觉到同学们一开始有些腼腆，我不由得说了一些“煽动”的语言，这种姿态肯定是与我所坐的这个位置不相称的。所幸后来同学们的发言都很精彩，在以后整理发言文字的过程中，林先生和我都以为，同学们的发言和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确各有千秋。

在后场学者、艺术家群的发言现场，主持人李晓峰面前是一块红色的“主席”牌（各位在座的面前都有一块标有个人名字的铭牌）。客观而言，学者、艺术家群的讨论要激烈得多，尤其是谭根雄与刘大鸿、蒋崇无先生。李晓峰主席的发言显得稳健、客观，但又不失力度。顾磊先生体现出一个穿行在音乐与绘画之间的艺术家的淡漠与从容。张闳先生对这个权力桌子很敏感，发言也很儒雅。参会的唯一一位女性是“顶层画廊”的经营人赵丹虹女士，她的发言不多，但很机巧，往往博得很多掌声。场外有一位长连腮胡子的先生，他对于自己旁观者的身份作了反复强调，并借用尼采批驳了我们的这场讨论（后来才知道他叫“高鸣”，是艺术家杨福东先生行为作品“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扮演人）。

现场一直有位不明身份的年轻外籍女子在认真倾听我们的讨论，由于李晓峰主席又安排我坐在了这把“刑具椅”上，因身体难以忍受，我便邀请这位外籍女子替换我坐在了这把椅子上（她还挺乐意）。其实在此之前，离座的还有艺术家边平山先生——这种默然的行为除了表现了他一贯的低调、内敛，或许更是一种对所谓权力的态度。李晓峰主席在讨论快结束的时候，他说主席的位置也很难受，想换个“民间的位置”坐一坐，于是坐在了边平山先生原来的位置上。和李晓峰完全不一样（当时晓峰说：“我把我的胳膊肘压在桌子上，我不敢靠在这把椅子舒适的靠背上，因为我远没有到可以睡觉的地步。睡觉是高枕无忧，我非常紧张，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最充满威胁的地方。”），头一场主持林和生先生非常自得、也非常“放肆”的仰靠在了那具最为大套、安适的“主席”位上，容光焕发。

李晓峰主席离座之后，“主席”位空缺，一时群龙无首，大家开始你一言、我一语的戏说起来。看似讨论和权力无关的话题，但气氛诙谐而轻松。这时，一位参会者所带的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爬到了“主席”位上，谭根雄先生戏言：“中国人做事呀，就象鹤蚌相争、渔翁得利一样，小孩最后变成主席了”。李晓峰先生则指着“主席”位上的孩子笑着说：“看来我们回到了一个非常圆满的状态”。后来，这个小孩被放在了象征权力流淌的倾斜桌面上，并开始来回跑步，虽有些磕磕碰碰。最后，以“权力提示会议桌椅”为前景众人合影留念时，这个小孩被抱在人群的中央，成为了一个核心。或许，我们都愿意孩子能代表一种新的希望……

从上海回来以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做这次活动资料的整理、梳理工作。由于两场讨论发言的记录都是根据两盘录像带（当时是附带话筒的那种摄像机，话筒对着的方向说话较清楚，周围的发言听起来便是散又模糊的），因此做文字记录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常常是播放一句话，按一下暂停键，这时机器还要“吃”几个字，只有按了暂停键还要按返回键再播放。每天的进度基本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