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的字母(二)
2007-8-22 16:16:18  

在1944年8－10月的《神秘17号》（Arcane 17）和他为一位被忽略的19世纪乌托邦思想家所写的《傅立叶颂》（Ode a Charles Fourier）中，布列东描绘了一种没有压抑的社会制度，其中的欲望被充分解放。其基础是对人和自然的和谐持一种积极的看法，这反映出一种女性而不是男性的价值（“时代已经开始高扬女性的理念，男人的理念因此也就受到贬低，男人尊严的丧失在今天已处于一种混乱、尴尬的境地。”48）
1947年的一次超现实主义展览，宣告了超现实主义重返巴黎。展览目录的两个重要主题是自由和爱。面对着战争的恐怖及其余殃，作为对存在主义哲学中那些绝望情绪的反拨，撰稿人在展览目录中重申了布列东的乐观主义观点：通过诗和爱来改变社会。许多新作者被这一群体所吸引，20岁的亚历山大里亚（Sarane Alexandrian）即为其中之一，他写道，“现在我们应该记住，组成我们的生命的材料只能用爱以及所有由爱引发的欲望来说明……[男人]必须从所有社会和宗教伦理中解放出来，那些东西不适合他的肉体，如果他需要一种伦理理想的话，就应该把自己托付给诗歌，诗歌认可他懒散和恋爱的权利，而且一天比一天强烈。”49
傅立叶、萨德和弗洛伊德——根据布列东的说法，“三位伟大的欲望解放者”50——在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依然是超现实主义者对待性和爱态度的试金石。布列东本人对这一流派之外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影响。例如，拉康在战后对弗洛伊德的修正，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爱欲与文明》（Eros and Civilisation，1955年）中所表达的政治观念，以及由后来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 Deleuze）和加塔里（Felix Guattari）提出的“反俄狄浦斯”欲望概念，都跟战后的超现实主义有内在的联系，或者是对它的回应；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法国艺术的新动向，主要表现在国际字母派（Lettriste）和境遇主义（Situationist）运动，以及由艺术家里贝尔（Jean-Jacques Lebel）在1960年代早期发起的“偶发艺术”（Happenings）。到1968年5月学生风波之际，布列东去世已有2年，残余的超现实主义群体随即宣告超现实主义正式终止。但是超现实主义与解放之间的关联并没有被忘记。在学生们从超现实主义借用来的口号当中，有一个就是布列东早期一首诗的题目：“宁愿生活”（Plutot la vie）。51然而在性解放问题上，布列东已经与那些主张（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实行开放的人拉开了距离。在1964年一篇题为“这就是代价”（This Is the Price）的文章中，他写道：“弗洛伊德思想那不可抗拒的压力使今天的人们日益普遍地认为，性是世界的驱动力……只有不触及导向‘升华’的诱发因素，并且找到超越‘禁果’诱惑的手段，系统的性教育才有意义。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借助于神圣的灵光——当然不涉及任何宗教——来进行教导，这就意味着，教导应该为每一对男女理想地结合所需要的求索精神提供一种冲动。这就是爱的代价。”52
 
自由与受尊崇
 
1947年的展览目录引用了18世纪法国革命者圣－茹斯特（Saint-Just）的一句话：“在真正自由的人们中间，女性是自由并且受尊崇的。”引文醒目地放在贝尔默一篇文章的末尾，与他关于性欲的认真思考相互配合。圣－茹斯特的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浓缩了超现实主义者对妇女和女性象征形象的复杂态度。超现实主义者试图解放妇女，也解放男人。他们相信，这种解放会给所有人带来更为自由浪漫和充满爱的生活，同时也要珍视而不是削弱女性的特殊地位。
超现实主义者在观念上提升女性的地位，却遭到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对妇女的社会地位进行开创性研究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年）中对他们的批判。她指责超现实主义者掉入了一个陷阱：总是把女性视为人类的解救者，但却从不研究她在带来这种解放时，实际发挥的作用远不是那么鼓舞人心。“真、美、诗——她就是一切：但一切都是以他者的形式出现的。她是一切，但不是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