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恰慈：镜子两边的中国梦
2007-8-22 16:14:11  

赵毅衡

瑞恰慈至少试图移开镜子，从“中国如何走向世界”角度看问题，而且提出一种切实的方案。

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起了最大影响的英国理论家，应当说非瑞恰慈莫属。瑞恰慈是英美形式文论的第一个推动者，他在二三十年代写的七本美学与文艺哲学著作，在文学理论中引入了两门学科：语义学，与心理学。前一门学科后来成为新批评派的理论基础，后一门却受到形式文论的强烈反对。但是这二门学科，却在瑞恰慈的终身中国梦想中结合起来。

1922年，尚是年轻学者的瑞恰慈，写出他的第一本著作，即与奥各登等合著的《美学原理》。此书已经着意使用中国哲学，来解决西方思想的传统命题。瑞恰慈从朱熹对《中庸》的诠解，引出了“真正的美是综感”（synaesthesis）这个结论，成为三十年代新批评派“包容诗论”，“张力论”，“不纯诗论”诸说的蓝本。

1927年，瑞恰慈结婚，决定到远东度蜜月。在日本稍留后，到北京，一直住到夏天才南下攀登喜马拉雅山（瑞恰慈夫妇的一项终身爱好）。中国给瑞恰慈留下如此美好的感觉，以至于他一生到中国六次，数度准备长居中国，虽然世事沧桑，硝烟难宁，未能如愿，但是他在中国“居住”了五年半，最后几乎死在中国，一往情深，可谓生死不渝。

1929年瑞恰慈夫妇又来北京，在北大做访问教授。此时瑞恰慈已经出版了《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轰动性的著作，成为西方文学理论界的权威领袖。此时，他却想在中国定居。他们开始学汉语，瑞恰慈夫人很快学上了口，以后一直给瑞恰慈做翻译。他本人却从来没有能学会，原因可能是错用《孟子》作教科书。汉语没有学好，却写成了西方孟子思想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孟子论心》（MenciusonMind）。

瑞恰慈选《孟子》作他的教材，是因为孟子在先秦诸子中，显然是对人的前景最为乐观者。在《孟子论心》的序言中，瑞恰慈表示对胡适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宣称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历史意义，无益于现代”大惑不解。他说他的理解正相反：西方的清晰逻辑，正需要“语法范畴不明”的中国思想方式来加以平衡。

瑞恰慈明白他并不是一个够格的汉学家，所以他自称做的是“复式定义实验”，即运用他的语境理论，从上下文反复推敲孟子说“心”，“性”，“志”，“命”等词时，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得出结论：沿着孟子的“心性”论方向走，知识就得到一个内求于心的向度，而不是西方式的一味“揭开自然的奥秘”，就完成了求知的全过程。

此后，瑞恰慈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一个转折。

瑞恰慈三十年代初成为奥各登发起的“基本英语”运动的领袖，试图把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成一种社会实践。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一是扫盲普及成人教育，二是创造一种世界语，因此自称为“基本语”（Basic）。其方法是把英文词汇压缩到500到800简单词，进一步精简英语中残存的变格变位。他们认为当时正得到不少支持的Esperanto等“人造”世界语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使用此语言的文化社群作依托。

三十年代初，基本语运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支持，在二十五个国家设点推广。但是瑞恰慈认为基本语的成功，需要一个政府支持的“全国运动”试点。他坚持中国是最理想的国家。1935年赵元任，胡适等人参加基本语的中国委员会，使瑞恰慈大受鼓舞。1936年4月他雄心勃勃地来到中国，以其辩才说服了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合作，第一步是训练几千英语教师。

除了1937年初回英国向剑桥大学请长假，瑞恰慈夫妇这次几乎在中国留了整整三年。选择中国作为基本语试点，除了瑞恰慈本人对中国的深厚感情，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一次大战期间某些中国旅欧知识分子在华工中进行的扫盲运动，用几百汉字让华工粗通文墨，读报写信，“基本语”的设想起端于此。第二，瑞恰慈对现代汉语作了观察，认为语言的改轨并没有完全切断文化传统。当时中国谈论正多的“拉丁化”，也使瑞恰慈想象，帮助中国走向世界，何妨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