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西方十九世纪中叶的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想象中的严整的体系，它同时受到来自传统的、以及与其同时的众多艺术观念的影响。即使在写实主义这个看似比较明确的原则之下，仍然存在着一些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无论是严格遵守自然的那种观察法则，还是普鲁东式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对于写实主义艺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正如库尔贝在他后来的宣言中明确提出来的那样，那个时代给艺术家提供了“不带成见地学习古代和现代艺术”的机会，使创造活的艺术得以成为艺术家最终的理想。也许，一个这样“宽泛”的写实主义概念不能构成我们讨论的核心，但把十九世纪的写实主义理解为一个有统一原则和规律，并且能号召当时的激进艺术家们令行禁止的一种政治式的运动，无疑也是不恰当的。

艺术史家昆廷·贝尔曾经提出“历史事实”和“感觉事实”这样两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一种根据的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证据，另一种根据的是源自于艺术作品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和感情，这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个人关系，一种因时而异的易变关系。这肯定是我们都知道的。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们所遗忘或忽略了的。”在各种艺术史著述之中，关于写实主义的种种描述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描述上的矛盾一方面缘于“写实主义”是一个宽泛意义的概念，在这个词汇产生伊始，就具有相当复杂的价值内核。同样被称作“写实主义”的各种观点和说法之间，其实往往有着很不一样的东西。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时代和社会而艺术之间，在映照现实的科学态度和介入现实的社会责任感之间，从一开始就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同的价值观在写实主义体系中一直存在着融汇或交错。而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不同艺术接受者，也会对同一种“写实主义”做可能是迥乎不同的理解。基于这样各不相同的知识和理解之上形成的艺术史描述，存在着很多差异明显的地方也就不奇怪了。

尤其是关乎十九世纪“写实主义”或者说“现实主义”这个课题，在其研究中将我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也考虑进去是有特殊的必要性的。在我国，“现实主义”曾经享有祟高的甚至独尊的地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被认为是最合理、最有价值、最能体现艺术创作规律的；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中，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了评判一切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正因为现实主义在我国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所以，在外国文学和艺术的介绍与研究中，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也是“一枝独秀”，比其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文学流派都获得了更多的承认和接受。因而，在我国外国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中，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的研究成果最多，研究也最深入。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研究都是在特定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进行的；这些在特定时期里取得的研究成果，也难免具有这样那样的偏见、局限和欠缺透彻之处。但这些成果对于我们艺术创作和艺术接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写实主义对于中国发生较多地实质性影响，始于清末民初之季。此时中国知识界关于西方文化思想动向的新了解首先来自于“走出去”的愿望。孙中山亦提到，自己是在1878年留洋之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此时中国人对于西画的研习，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闲暇时满足一下穷通“理数”的求知欲望，而是以自身所必须时刻面对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为参照，试图从新的知识中寻求一些有用的启示。康有为即贬抑了中国画“写意”之价值，而强调以“形神为主”。虽然在这里他还没有直接提及“写实”一词，但其对西画技术的倾慕，以及参照西画的“形神为主”的榜样来改变中国既有的绘画价值观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

19世纪末叶到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