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20年代提出的这样的质疑，已经比较清晰地揭示出了写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原则，与一种绝对的科学方法之间存在着实际的矛盾。而科学对于人类精神，对于人生观的实际指导作用，在五四时代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现实主义”，乃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提法的出现，并不是对于“写实主义”在确切译法上的简单替换，而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于写实主义所代表的概念的某些新的思考。1933年4月，瞿秋白以“静华”为笔名，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一文，开始系统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知识界原先理解的写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作者在篇首即特别注释：“现实主义Realism中国向来一般的译作‘写实主义’。”事实上，在此之前一年，苏联共产党中央作出《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以巩固无产阶级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在这样一种新的文艺方针的影响之下，1932年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创作方法。1932年12月，《文学月报》第3号就报道了“新俄国文艺团体改组”的消息。1933年初，《艺术新闻》上关于《苏联文学新口号》的短文，已经在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1933年11月，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一文实际上把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介绍到了中国。在这篇反响巨大的文章当中，周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含义概括为三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在发展中，运动中去认识和发展现实的”，它不会象“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那样静止地认识对象，“这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最大特征。”重要的是，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明确地表达了“不在表面的琐事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的愿望。其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大众性，单纯性”的，它必须为人民大众所理解，但又不是简单地庸俗化，“假如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看成为迎合工人农民的低级的文学，那是绝对错误的。”其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含有革命浪漫主义的要素，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立，也不是并立，而是被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中，是“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丰富和发展的必要的要素。”

在解放之后，尤其是1953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而且把它作为了我国文艺创作与批评的一道最高准则，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一最高准则尽管有过几次大的讨论，对其具体意旨亦多有增补和修正，然则其对于那一段时期之内的文学和艺术的指导地位一直是稳定无疑的。不过，如果认真回顾那样一段历史，仅仅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扬当作是文艺界的一种政治策略，毕竟是不公正的。中国知识界对于写实主义的重视，以及把这种写实主义的观念推向“现实主义”，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通过上面几个章节的叙述，我们已经了解道写实主义从其在中国文化中提出伊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关乎西方具体艺术流派的外来概念，而凝聚着中国知识界关于自身传统的反思和对于推进“艺术进步”的期待。我们是在这样的一种期待中读解着源自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现象，并终究发现了这种写实主义原则对于我们文化的启示和局限。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马克思学说对于现实主义艺术概念的界入，似乎使弥合西方写实主义自身逻辑上的某种矛盾成为了可能。

在“映照现实”的科学式态度与“介入现实”的社会历史责任感之间，西方写实主义艺术似乎总是存在着一种内部的分歧。库尔贝以一种极尽严谨的忠实态度来描绘《奥尔南的葬仪》和《石工》，但他总是小心翼翼地把理想化、文学化的想象力区别在他追求“真实”的画面之外。然而一个厌弃了虚幻想象和资产阶级式的道德说教的艺术家，是否就意味着必须在艺术中绝对摈弃自己的情感表述？在《画室的寓意》里，在《世界之源》的暧昧意象中，这位创作了石工的艺术家又显然是在以一种不厌其烦的方式来表述自己显然与科学无关，而更多与想象力和文学象征有关的艺术理念，甚至启发着他的观众加入这场关乎想象力的游戏。在西方艺术当中体现着矛盾性的这种写实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关于“琐细客观”和“典型”，“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阐释之中可以看见一种调解的可能，而这种可能的实现，不仅仅关乎政治，而是意味着中国艺术家对于追求“科学”和社会进步，同时亦追求“民主”和艺术自由的愿望的综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