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是以，在中国艺术家对于苏联现实主义艺术满腔热忱之时，对于库尔贝那种“正宗”西方写实主义的接受是相对淡漠的。这样的现象或者与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有关，也与当时中国与苏联、东欧的频繁艺术交流有关。然则仅此并不足以解释以往的中国学者的西方艺术史描述当中关于库尔贝的种种断言。《奥尔南的葬仪》“缺乏空气的旨取，人物亦过于黝暗”就曾经让吕澂颇感困惑。对于库尔贝艺术当中那种相互纠葛的价值观念的困惑不解，即使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再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强加给艺术史描述者的时代，也依然没有消除。《奥尔南的葬仪》和《石工》在西方艺术价值体系当中所引起的震动，并不能顺理成章地为中国的艺术史读者所理解。因为写实主义在这里面对的不是一个矫饰的学院主义传统，它所回应的艺术课题、文化课题都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而悄然发生改变。

在“如何评价写实主义艺术”的问题上，东西方不尽相同的艺术史描述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孰是孰非。问题仅在于我们必须认真重视到，不同的“感觉事实”，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在我们形成种种断言之时起作用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关于写实主义的种种看法绝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关于这个艺术家及其艺术理念的总体印象。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变化历程，也就成为了我们所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

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的历史语境当中的种种关于现实主义的议论并不陌生，事实上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原则上的种种争议和探讨，在我们的近现代文艺史当中已经不断地发生，而且仍然在继续发生。而这些，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事实”，我们无法完全绕开这些感觉事实来理解一个艺术史的现象，无论是狭义上的库尔贝写实主义还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都必须正视到这些感觉事实的存在。在中国，从某种意义上看，写实主义并不是一个针对“库尔贝”或者其他某个相关艺术家、艺术现象而译介提出的概念，而是针对中国文化在当时的危机而制造的概念。写实主义这一提法的产生和引起第一波强大的反响，甚至是在我们真正、全面地了解那个作为西方艺术流派的“狭义的”写实主义之前。而一旦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观念，这种关于“写实主义”的强大“感觉事实”势必反过来影响我们对于那些具体的，与Realism或多或少有关联的艺术现象的了解。尤其在现实主义原则在我们的文艺思想中获得确定无疑地位的那个世代，剔除掉这个原则来谈论一切与写实主义有关的历史描述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涉及中国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艺术接受背景之时，作为一个舶来的“西方艺术史”的概念往往有着更加丰富微妙的意义。这个意义的形成涉及到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矛盾，涉及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当中的一些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写实主义等西方文化概念的传入确实“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但“影响”本身绝不能仅仅理解为一个单向度作用的矢量运动。正如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很早就指出的那样：“没有一部作品可以完全归结为外国的影响，或者视作只对外国产生影响的一个辐射中心……艺术品绝不仅仅是来源和影响的总和：它们是一个个整体，从别处获得的原材料在整体上不再是外来的死东西，而已经同化在一个新结构之中。”

作为一种比较美术的方法，影响研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研究一个艺术现象在一定受众当中“有影响”还是“没有影响”，也不仅仅是估价这样的“影响”在程度上或大或小。在不同的社会情境和历史情境之下，对于写实主义/现实主义的不同回应，就可以折射出文化选择的问题。归结言之，对于写实主义艺术做一些非此即彼的简单评判终究是没有意义的。写实主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文化中意义发生流变的的过程，以一种相当强烈的方式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西方艺术的理念在我们的艺术史当中总会被“误读”，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我们试图形成我们的“西方艺术史”的读解努力之中，总会使西方艺术原初的那个概念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因为任何历史都包括着当代人自己的“感觉”，只是在东西方之间，这种“感觉”在前后上的差异比较明显，从而让我们的西方艺术史描述上的“误读”现象显得尤其引人注目。仅仅依靠一种属于我们的先入为主的现实主义原则来判定西方写实主义艺术的历史实质，在当代的艺术史研究中已经不被鼓励；但这绝不意味着，在我们的研究中排除那些属于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一种正当的态度。东西方的不同艺术史描述者在形成结论上的差异，有可能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因：一是可以通过增进了解以弥合的常识上的误解，二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期待视野所造成的截然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至于前者的“误解”，是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和交流来消除的，而后者的“误读”，则是历史解释学意义上的“合法的偏见”，只有学会理解和善待这种偏见，并且把这种偏见也纳入我们所需要研究分析的“感觉事实”的体系之中，构建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真诚的历史描述，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