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1832年）和《〖莫班小姐〗序言》（1834年）等文著中，就已经进一步明确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概念：“一件东西一旦变得有用，就不再是美的了；一旦进入实际生活，诗歌就变成了散文，自由就变成了奴役”。戈蒂耶声称，“只有毫无用处的东西才真正称得上是美的。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值得注意的是，写实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这两种看似大相径庭的艺术思想，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截然分隔的。被认为是重要的写实主义作家的福楼拜曾提出以一种“客观而无动于衷”的方式来创作，这种方式行将“排斥个性和感觉”，以建立一种绝对的“写实主义”原则。而在他的其他文章里，福楼拜却也涉及过“人生虚无，艺术才是一切”的唯艺术论。在后文中，我们还将继续探讨各种艺术观念在艺术家的个人理解中产生的复杂反响，而首先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写实主义”，还是“为艺术而艺术”，在库尔贝发表宣言的那个时代，对于艺术家而言都并不陌生。人们该怎样去看待艺术，而艺术家和艺术作品又该当怎样去回应这个时代？类似的问题在古典的传统中或者已经有了最经典的回答，然而在19世纪的欧洲，那一切答案都在重新经受考验。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强调自由思想的空气最终将导致对于整个文化艺术传统的价值重估，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在那林林种种的新旧思想和知识之中，每个艺术家都面临着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1850年前后的法国文化界由漫谈艺术的自由转而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和社会问题，是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的。1848年革命所反映的社会危机是深重的：1840年代法国正在经历一场首先来自经济的危机，落后的小农经济克服不了连续的歉收和马铃薯病虫害。而长时期注重贷息利益而忽略了技术更新的工商业在欧洲市场上也逐渐丧失了竞争优势，大资产者只得加强对国内市场的把持和盘剥，并由此造成了小商人、小业主和广大农民的破产……革命建立的共和政府派系林立，措施软弱，而后路易·波拿把的专制政权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奉行着压制新思想的高压政策。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正影响到每一个艺术家的个人空间和创作空间，这个时期的库尔贝就曾几度辗转于故乡奥尔南和巴黎之间，强烈的社会变迁和革命运动引起的新旧思想的冲突，是一个充满热情的艺术家很难回避的现实。

在国穷民困之时，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甘心谨守象牙之塔，即使他希望如此，很多人难免也受到来自现实条件的种种困扰。在写实主义者看来，艺术的自由仍然是一个必须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他们所希望追求的人的全面自由和平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在那个社会现实问题深重的年代，排除掉与严酷现实相关联的一切来谈论艺术自由，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下讲求一种“可能只是追求享乐主义正当化的艺术”，是很不合时宜的，甚而是“道德沦丧”的表现。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家普鲁东正是在这个时候结识了库尔贝，他的鼓励和感染也促使着艺术家去创造一种与当时流行的“浅薄”而“不切实际”的绘画作品所不同的艺术：“艺术的唯一目的决不在于快感”，普鲁东在谈到库尔贝的作品时提出这样的展望：“因为快感不是一种结果，它也并非除自身以外便无其他目的。因为万物都是相互依附、相互连结的，万物都有人性与自然的目的。……艺术的目标是要带领我们了解自己。……它到来不是要以神话喂饱我们，或是以幻觉迷醉我们……而是要揭发有害的幻觉，将我们从中解救出来。”

艺术的目标不是造成快感的幻觉或神话，而恰恰相反，是要戳穿那个神话。这就是十九世纪法国的写实主义艺术家追求反映现实的本真的一个重要动因。艺术“并非除自身以外便无其他目的”，而需要尊重“万物都有人性与自然的目的”。关于万物的普遍联系与艺术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普鲁东的说法在这里或许有些暧昧和笼统，但有几点毕竟是明确的：那就是他认为快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都不值一嗤，而艺术需要破除“有害的幻觉”，体现人性和自然方为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