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258）很多各种各样的艺术都曾经宣称它们在追求“真实”，遵从于这个“真实”，而并非唯独写实主义的艺术如此。恰恰相反，很多关于写实主义的批评，正是抱怨其只关注一种层次较低的“现实”，而没有充分发掘出“现实”背后的真实。不论这些批评合理与否，至少它们足够证明，在realism和reality之间，是不能望文生义地划等号的。

把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在现代艺术思潮诞生之前的整个再现性艺术领域称之为一种广义的“写实主义”，也是在西方的艺术理论和批评中一种相当常见的用法。列奥纳多·达·芬奇即宣称：“绘画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摹仿者……是自然的合法的女儿，因为它是从自然产生的。”“画家的心应像镜子一样，将自身转化为对象的颜色，并如数摄进摆在面前的一切物体的形象，应当晓得，假如你不是一个能够用艺术再现自然一切形态的多才多艺的能手，也就不是一位高明的画家。”这种意义上的“写实主义”，把摹仿和尽可能忠实地再现描绘对象这个艺术创作目标，作为区分“写实主义”艺术体系与其他“非写实主义”体系（如现代派艺术）的重要标尺。

然而，这种关于写实主义的界定通常会导致这样一种推论，即认为写实主义的艺术目标是一种不需要艺术家付出更多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客观的”目标，达成这样的一种“求真”、“求实”的艺术最终意味着在画面上排除各种主观的样式，使艺术作品达成一种“无个性”、“无风格”的状态。认为“如实”地“反映”或“再现”，就是对肉眼所见的现实做一种巨细无遗的模拟，甚至就是象镜子那样对现实做映照，这样的观念，对于我们确切理解写实主义，理解这一富于特色的流派在艺术史上何以会获得那样卓著的成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一种强调无风格的精确的写实主义艺术，如何能够投合19世纪日益追求艺术自由和个性表现的欧洲艺术圈？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解决的概念矛盾。

将艺术视为一门科学，并且在其严密性、客观性和规范性上试图与其他科学学科一较高下，这个观念可以说由来已久。方才提及的文艺复兴艺术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对于艺术取得与科学比肩同列的地位这一想法即深信不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19世纪是继文艺复兴之后另一个强调科学主义的世纪。在这个旧式的宗教信仰逐渐式微的时代，科学革命的规模和声势是极其宏大的。左拉即曾经这样指出：“在19世纪，没有一个人类经验范畴能避开科学观念的影响。”宗教的形而上学衰落了，但关于科学的新的形而上学也应运而生。科学在那个时代正在蒸蒸日上地发展着，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科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与科学进步相应的是，“科学主义”本身也正在代替原来的宗教，而成为19世纪人们观念中一个新的执着点。

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追求一种“科学化”的艺术是可以理解的。著名作家福楼拜即宣称“求美的时代已经结束。……当今“艺术愈来愈往科学的方向发展，就象科学变得越来越象艺术一样。早期这两者是分开的，但随着今后的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两者必将合流……”批评家开始将写实主义描述为“以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精神来探讨现实”，而艺术家们也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开始加强自己作品的“科学”层面，至少它要比以往更经得起科学观察的推敲才行。也许我们很难测量科学对于艺术创作的直接的实际影响，尽管终究任何一种艺术流派都很难以简单地冠以科学之名，但写实主义对于自然科学的成果和精神比较注重，并且，这种注重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尤为深刻，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义的。写实主义者强调忠于事实，由实际经验出发营造其艺术理念，至少在这一点上，与当时科学工作者的态度，有着恰如其分的合应。

问题在于，19世纪写实主义对于科学确实存在的情结，是否可以作为断言写实主义是一种无个性化的，反风格的艺术指导思想的理由呢？事实上，“无论支持者或反对者都经常误解了写实主义的涵义，也就是仍将写实主义看成模拟日常现实，写实主义者就是日常现实的模拟者。这样的误解多来自于这样一种很成问题的信念，那就是坚持认为人类的知觉活动可以“纤尘不染”，不受一时一地的种种条件制约而能够纯客观地进行……”而建立在这样知觉活动基础上的艺术家的创造活动，也可以不受物质媒介的特点和规则的限制，将那种或许存在的客观感知原封不动，不加丝毫删减和增添地全盘照搬到自己的画布上。在这种观点看来，仿佛只有写实主义决心做到这一点，并且也做到了这一点。这样，在艺术家、外部世界和作品这三者之间，就出现了一种通达无碍的简单联系。在这个过程中间，写实主义艺术家作为一个审美主体和创作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流派的艺术家比较而言，就有了绝对的区别。这样一种观念营造了一种冰冷的写实主义，写实主义者在真空中进行着他们绝对化的客观再现工作，而大家在谈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