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语境——写实主义：从西方到东方
2007-8-22 15:54:25  

19世纪中叶，艺术运动中激进的那一方面所坚持的这种“写实主义”，仍然造成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当时锐意求新的艺术家在这种写实主义当中究竟获得了一些什么鼓舞，使得他们宁愿放弃了想象力的诱惑呢？要知道，正是浪漫主义充满激情的想象，帮助19世纪的文化思想摆脱出学院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在库尔贝他们热烈讨论写实主义之时，这种想象力对于艺术家的影响犹正当其时。因而，把写实主义同科学等同起来，进而把写实主义的“科学式”的艺术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对立起来，这无疑是荒谬的。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之上，推断由于照相术冲击了“绘画是自然唯一模仿者”的地位，从而质疑整个写实主义艺术体系的价值也就显得缺乏道理了。

19世纪写实主义艺术对于想象力的批判态度，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力求公允、冷静、客观地表现事实和认知事实的信仰，这种吁求之强烈，是以往其他种种被归之为“写实主义”的观念范畴所未曾有的。“无论如何，是直到十九世纪，当代的意识形态才开始逐渐将对‘事实’的信仰等同于信仰的全部：而这一点也成了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与之前所有拟真表现的最重要的区别。”浪漫主义艺术对于学院教条的抗拒，为十九世纪的艺术发展开启了这样一个局面：日益重视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艺术。十九世纪的艺术家得以用一种更开放的眼光来对待艺术的传统，同时得以用前所未有的深度重新审视与艺术相关的一应“事实”。写实主义的精神鼓励人们不去盲从、不去轻信以往的艺术定理，而要用最真实的态度去考察身边的一切。而这一点，也才是19世纪写实主义艺术观念亲近科学、限制主观臆断的动因所在。

19世纪写实主义对于可以触摸的事实表现着极大的热情，并且把这样的热情提升到信仰的高度，这一点是史无前例的。而写实主义艺术对于再现身边事实所体现出来的兴趣，使人们的眼光顺理成章地从崇高的古代和神奇遥远的异域，回归到自己眼前的时代生活中来了。写实主义反映时代和当下生活的趋势，就是这样产生的。在1833年沙龙的背景下，一位批评家拉维隆就已经这样提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艺术的现实迫切性和社会倾向性，然后是表现的真实和材料处理上或多或少的巧妙手法。我们要求的首先是当代现实，因为我们希望艺术家能够影响社会，使社会进步，我们要求真实，因为艺术家应该接近生活，为人民所理解。”因而，在主题性绘画领域，写实主义对于反映时代的愿望，正如当时学院主义对于古代和神话的执着一样，已经近乎于一种信仰或崇拜。法国作家埃米勒·德尚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忠于他们自己的时代，创造出完全属于当代的作品”，这个目标，与库尔贝“诠释我这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面貌”以此“创造活的艺术”的观念无疑是一致的。

对于现实的信仰和对于时代的关注，意味着艺术家需要以相当的热情投入到他所置身的社会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核心之中。正如马克斯·布岑所提示的那样:一个艺术家如果想要打动人民，成为公众注目的中心，他们就“必须拒绝理想化而诉诸真情实感……要被人民所理解，就需要成为人民的一员。”这样，艺术家就必须以一种以往所没有的决心和革命态度投入到社会现实和民众当中。英国作家亨利·刘易斯也在其1858年的《艺术中的写实主义》一书中这样定位写实主义：“写实主义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且其对立面并非理想主义，而是造假主义（Falsism）。当我们的画家是以端正的五官及洁白的亚麻衣裳来再现农民；当农民家的挤奶女工竟然发出精雕细琢的美，衣饰亮丽，态度大方，从不显老或邋遢；当庄稼汉竟然也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英语来表达内心细腻的情感，而小孩竟也能以长篇大论的演讲来一抒对宗教和诗歌的热情；……画家这么做是为了要理想化，但结果却只是造成假艺术、坏艺术而已……要画就画货真价实的农民，否则干脆别画；衣饰要么别画，要画就要画得恰如其分；人物可以不说话，否则就得老老实实开口，说出他该说出的话来。”很显然，库尔贝所要传达的即时这样一种真实，他质朴、拙实的形象、不加修饰的构图，以这样一种执着的风格来表现现实的态度，往往比他的主题内容更深刻地刺激到那个社会保守的一面。而后来的很多写实主义画家和作家，在介入和批判社会现实问题的方面，都延伸着库尔贝所坚持的这个方向，甚至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