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文图之间
2007-11-1 10:00:36  大洋网

一

   置身在20世纪与21１世纪之交，回望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图之争，才愈加痛切地感到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变得更加令人怅惘，其间有许多让人无法言说，即使去言说也无法说清的含义。显然，文图之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但这个话题突显在社会表层却是从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某一天开始的（坦率地说这一天就是1839年8月19日。这天在巴黎法国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达盖尔摄影法，从此，这一天也被看作是摄影术发明的一天）。关于图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是它与文字的关系孰重孰轻的争论，自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存在着，一直被人们用各种形式不断地提起。我无望这个话题会随着本世纪的结束而结束，恰恰相反，在新世纪开始之日，文图之争也许只会以更为激烈和更为有趣的方式展开。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二 

    古典社会是一个文字独尊的社会，“语言等于思想”的论断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早年巫师的占卜说卦，游吟诗人对远古历史的反复传唱，注音与象形文字的演变和确立，都有效地把历史传说与现实政治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宗教和道德说教更强化了这一点。西方基督教的建立，最终为《圣经》奠定了牢不可破的权威地位，使基督教社会的学术传统往往和注经方式有关，教徒们研读《圣经》的热情与疯狂达到了咬文嚼字的地步。中国到了汉朝就已经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训诂小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读经时理解字句的含义不能违背既定的解释。在经历了摧毁多神教的狂热年代，早年基督教社会竟是一个充斥着呆板、乏味的偶像社会，基督的形象被作为神学的关键内容之一（如“圣像学”）被明确规定下来，画家的天才不得不在漫长的年月中，自发地（当然有其社会学的独特动力）在解释神学的故事时通过有所偏离传统的规定来散发。伊斯兰社会更加严厉，偶像至今仍是那些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不可愈越的禁忌。中国虽则不是一个宗教国家，但其道德传统也使美术呈现了另一独特的面貌，山水与花卉的发达无疑是以人物画的衰落作为代价的。况且，在山水画里，文人画家们是把认识自然与认识灵性视为一体（所谓“以形媚道”、“卧游畅神”－－宗炳语）。所以，王阳明面对竹子时只能走向心学，因为在中国的传统解释里，竹子只是作为一种道德化的比喻进入文人的视野，而作为植物学的竹子从来就没有地位。在古典社会，文字的尊严就是社会秩序的尊严的表现，皓首穷经而不越雷池半步与严谨治学考证订伪有着天然的联系。于是，阅读就成了一种高尚、雅致的象征，阅读的神圣性自然也就依附在文字的尊严上了。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文字的存在形式就是书籍，书的命运就是文字的命运。

    博尔赫斯写过一篇关于书的随笔，题目就叫《书》。他写到：
   
    在《凯撒大帝和克雷奥帕特拉》一剧中，肖伯纳曾说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中心。书便是记忆，此外，还是想象力。…古人认为书是口头语言的替代物，以后又认为书是神圣的，之后，又被其它一些看法所取代。譬如，有人认为一本书代表一个国家。我们还记得穆斯林们把以色列人称为书之人，也还记得海涅的那句话，他说那个民族的祖国就是一本书。那个民族指的是犹太人，那本书是《圣经》。如此说来，我们对书又有了个新的看法，即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博尔赫斯文集．文论自述卷》海南版第182页）。

      古典社会文字独尊的局面从价值观上也限定了视觉艺术的审美特征。西方比较早系统讨论文字与图像的关系的莱辛就非常明白两者在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在他的《拉奥孔》这本书中，我以为莱辛借助于文学上的阅读距离感为美术划了一个圈，这个圈的名字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