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一个人的图像
2007-11-1 9:59:44  

       记得年轻时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什么时候写回忆文章时，证明自己开始老了。
        现在就真的在写回忆文章了，为的是纪念我的朋友侯登科，纪念他的图像。那是一个人拍出来的，但却不属于他一个人的图像。
        然而我并不算老，住在宁静的温哥华，不断从网上知道中国的炎热，从南方到沿海，从中原到北方，到处都是持续不断的高温。可惜我只能暇想那份曾经熟悉的炎热，暇想那大汗淋漓的快感。因为落矶山山脚的这座城市，今年最高温也不过三十度的样子，可当地人已经夸张地告诉我说，他们热得受不了了。人和人有时就是这样，相差太大，结果就产生了不能相互理解的距离。就像我此时坐在舒适的房间，在键盘上孤寂地敲打着与侯登科交往的日子，然后，突然悲哀地想到，若大一个温哥华，还有谁像我这样，怀念这位远方的朋友？有谁知道，有一个人，曾经用了他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为他身边的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影像？人们在忙碌着，为谋生而苦恼，为成功而得意。伊拉克的风尘永远也刮不到加拿大温哥华，中国西北部的黄沙也不会飘落到这里。同样，对中国西北部一位杰出摄影家的怀念，也永远不会在这里为人所知。想到这里，我的回忆不免沾染了几分寂寞，寂寞中，岁月居然变得热烈起来了。我想，不知西北那地方是否也很炎热，以至空气中都满含着让人颤抖的思绪？
        2000年见侯登科时是在大连，其时我已经成了海外孤子，到那座优美的海边城市参加一个摄影研讨会。那一次的侯登科依然不时地闪现着一种“农民似的狡猾”——这是我对他的辩解能力的戏称，他也总是半笑不笑地承认。后来，我离开了中国。再后来，突然收到李媚的信，说侯登科得了癌症。然后，就有几乎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音信了。本来想去催催李媚，问问她侯登科怎么样了。可最终还是没有去问。我在温哥华，人生等于重新开始，诸事不容易。李媚在北京，我想过得也不容易，独立谋生要经历许多事。她没有信来，挺正常的。接着，有一天，大约是半年前吧，我收了李媚一封信，说是不是应该为侯登科写点什么，好纪念他去世一周年。
        侯登科已经去世一周年了! 这真让我吃惊。吃惊之余，忧伤便像落矶山的雪水，涌进了心头。
        他已经去世一周年了!
        我们俩站在大连的街道旁，都喝了点酒，谈起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李媚，她那女性特有的坚强，她那荡气回肠的柔情和难以想象的绝望。我们就在海风的吹拂中，抖落着十几年的际遇，摄影、杂志、情感、意义、政治、社会、历史，还有就是中国…… 老侯——我总那样称呼他——说着说着，就在摇头，就在长叹，然后说不清是凄然还是狡诈，他蓦然一笑，嘣了一句：“算了，说来干嘛!”
        他用脚踢着岸边的碎石。李媚站在一旁，无言无语。他拍着李媚的肩膀，想说些什么，最终还是没有说。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海风柔和，空气清新。空气中的一丝酒味甚至还让人沉醉。那也是一幅图像，固定了人生辉煌之后的瞬间。我以为那瞬间是流动的，还会再来。虽然隔着大山大水，但我们还有机会争吵，还有机会拍照和写作。
        然而他去世了。那个瞬间真的给固定住了，定格在个人历史的深处，再也不会变化。
        我很难想象老侯去世前的模样，拼凑不起他最后日子的细节。
        他走了，说走就走了。所有人都一样，说走也就走了。可他留下了图像，许许多多的图像。他把自己变成了图像，然后，这图像变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