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我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我的工作方式不是按要领进行的，肯定不是科学的。但难得自由身。在自由中我不看别人的脸色，充分发挥我的能动性。我相信自己的眼力，相信自己的判断。在30年的摄影活动中，我基本靠乘班车和步行，很少使用记者证狐假虎威。我知道俗话“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口软”的含义。我会很快冲洗和作必要的纪录，但不积极发稿。几十年的照片至今大多数还压在抽屉中。

　　陈： 在国家遭受一次次挫折和面临灾难时，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工作？

　　胡：我没有力量去制止、扭转国家的挫折与灾难。既然我会照相，我就一定会（当时我确实这样做了）忠实的拍摄记录能反映其过程的照片。

 

　　在这方面我不如贺延光，他首先是一名革命者，一名勇士。每次和他在一起，他的政治激情和民主渴望以及对国家百姓的关怀对我都有撞击。

　　陈： 时代造就了你们。你们失去了许多机会却获得更大的空间，但是因为受到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你们也有了令人扼腕的局限、、、、、

　　胡：我们这一代的局限首先是时代的局限。我们被剥夺了接受科学教育的权利，但却因此给了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熏陶的机会。先天不足，后天未补，整体素质偏低影响了我们一生。庆幸的是，我们中有许多人经过顽强的努力，超越了局限，为民族摄影作了有意义的事情，尽了一份自己的责任。

　　陈： 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是什么？最深的遗憾是什么？

　　胡：我最幸运的是赶上了邓小平驾驶的改革开放的末班车。小波呵，以我的个性、我的脾气，我的摄影理念，如果让极左思潮继续横行，今天我们就不可能见面、相识进行这番对话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当年文科的录取分数线是58分。我考了60分，报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没想到，该校在陕西只招一名学生，而且早已内定为厅长的儿子。（他58分，也在录取线内）我找省招办，经与西北大学联系，同意我上中文系，但条件是毕业后需留校当老师。我未同意，放弃了上学机会。

　　陈： 如果人生有一次次觉醒的话，你在摄影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

　　胡：我最初接触摄影的直觉现在看来是符合摄影本质的，抓拍普通人的生活状态。例如现在我还保留着1967年拍摄的父母包饺子、妹妹跳皮筋、同学在水库游泳等照片。后来在部队接受了图解、实证、歌功颂德的改造，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红光亮，明确走上了浑沌。10年后，1976年四五运动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觉醒。接着我拍摄唐山地震，土地承包、安康洪水、乡村洋教等等，逐渐恢复了以人为本的摄影理念。

　　陈： 你常常反思吗？反思什么？

　　胡：我经常想一些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就像我一直在拼命前行，但我确实不知道我将走向何方。人是什么？人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我们拍摄的影像真实性的程度到底有多少？被摄者会认同我们对自己作品的阐释吗？

　　陈：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 什么？你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如何描述自己作品的风格？

　　胡：我比较喜欢我的《新郎》、《孝子》、《女人》、《麦客》。他们都比较平实、质朴，虽然不那么有外在形式的冲击力，但却显示着“润物细无声”的特点。用什么“润物”呢？雨水。好的摄影作品要内涵“雨水”。

 

　　纪实摄影的客观性是其本质特征之一，但又必须同摄影家选择题材、提炼主体结合起来。这就是客观性与主体意识的对位效应。我始终认为，纪实摄影离不开摄影家充沛的情感、认真的责任心和独到的审美旨向。


    五.我敬重以最底层的人的骨肉与生命组成的悲壮


　　陈：说说在故乡土地上一次次难忘的行走吧！
　

　　胡：摘录几段1988年的日记你看看：我站在辽阔无际的黄土高原上，一种恢弘博大的感觉，使人心旷神怡；而一派赤贫落后的景象，又使人感叹不已。走入土路峡谷中，伴随着脚踏实地的充实，会突然泛出闭塞烦闷的感觉。那一道道沟、梁、峁、壑，仿佛是我们古老民族的摇篮，又像是一座座人类的坟茔。在这里孕育了多少聪慧的生灵，又掩埋着多少辉煌的文化？富饶、贫穷、文明、愚昧、历史、现实，恰似经纬交错，构成了人们精神原野上的沟、梁、峁、壑。这里既埋藏了五千年的辛勤创造，又成为我们进步和腾飞的羁绊。

本新闻共11页,当前在第07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