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院的生活是值得怀念的，我在那里接受了艺术的熏陶，观念的转变。尤其后来学会照相后，我把眼光从古老的传统艺术领地拉回到自己身边的现实生活中来，通过摄影观察和记录身边的人事，重新培养自己的艺术情趣乃至艺术理念。这一切对我后来从事专业摄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9年底，从时间上说四年的附中学制结束了，若按正常惯例，我们应该在9月升到大学部继续学习绘画专业。可毛泽东说：“文科不办了，社会是课堂”，这一句嘹亮的湖南高腔永远叫醒了我们这一代的求学梦，当画家的初衷随之破灭了。还好，我又沾了出身好的光，被分配到陆军63师政治部做宣传报道工作，从此我正式走上新闻摄影的道路。


　　三. 生命很脆弱，靠精神而顽韧


　　陈：你们那一代，虽然大部分都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大学教育，但却被我们认为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你们的文化表现在骨子里。

　　胡：由于有美院附中那段学习经历以及与黄眼珠老师学摄影的经历，在部队很快就显出我新闻摄影的能力。从1972年至1975年，我已在军内外发表了数百幅照片。当然大多数都是紧密配合政治的导演摆布的应景之作。

　　从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我亲身参加了西安“四五”运动的拍摄，逐渐地放弃了“图解”、“导演”、“为政治服务”的观念。

　　1978年至1980年我在陕西日报开辟批评摄影专栏，以图配诗的方式匡正不良社会现象。引起反响。应邀参加1981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摄影创作会和年底在桂林召开的全国摄影理论年会。1983年在安康采访时遭遇大洪水，放弃返回，主动深入洪水现场，拍摄了《洪水袭来之际》。1985年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摄影理论年会，发表了《改什么？》的论文，第一次提出对“红光亮、高大全”极左摄影模式和假照片的批判。同年底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国新闻摄影年度评奖，与王文澜、贺延光等人极力推出《出征》，引起长达一年的大讨论，在摄影界首次提出“镜头应对准事件中的人，即人本、人情、人性”。1986年在西安参与发起首届全国摄影美学研讨会，发表了与陕西群体骨干研商起草并由侯登科执笔的摄影宣言《现状与思考》和由我执笔的《一面待树的旗帜》，首次提出“直接性图解的观念模式”，并予以理性的批判，倡导本体意义上的摄影批评。咱们就是这年夏天在珠海会议认识的，你的似水温情在会上是出名的，从此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陈：《艰巨历程》在北京的展览。那时我刚入行不久，跟着你们屁股后边，只能干点端茶到水张罗来宾板凳之类的事情。可是我当时就感觉到这群从陕西来的人怎么有如此的气概和境界？从那时开始和你们做了朋友。

　　胡：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人。《艰巨历程》影展时，你主动去美术馆帮忙，是对我们多大的支持啊！记得感谢你和前去帮忙者仅仅是纸桶包装的碳酸饮料。

 

　　陈：后来你又做了些什么？

　　胡：整个80年代是我思想最活跃、精力最充沛、成果最大的时期。1986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一本文集《摄影家的眼睛》，参与编辑了《摄影美学初探》，1988年主编《中国摄影四十年》画册，后来又出版了《胡武功摄影作品集》。90年代以后，我积极倡导纪实摄影，并注重大型专题的长期拍摄、积累。先后拍《渭河》、《山村洋教》、《秦晋峡谷》、《太白山》、《麦客》。1997年与侯登科、邱晓明合作出版了《四方城》，2000年出版《西安记忆》，2003年出版了《藏着的关中》，同年，与人共同策展《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大型影展，12月12日在广东美术馆举办。2004年与人合作出版《野地》、《画皮》等图文书。

　　陈：谈谈你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做人做事的原则吧。

　　胡：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偶然间形成，生命很脆弱，靠精神而顽韧。人生在世，转眼就是百年。当你明白怎样做事时，发现已经老了。因此，十分宝贵。人来到世上是做事的，没事可做最可怕。我崇尚个人奋斗，更向往自由、干净的竞争环境。我的原则凡事必经自己头脑思考而后行。做起事来，我会透支气力。追求创造性，不齿嗟来之食。不是我的，不应是我的，绝不伸手。我曾有理想、有信仰，最终却被理想与信仰所遗弃。我曾不断树立世界观，然而世界的真面目却被描绘的像四川脸谱，一会儿一个面目。我曾
不断地改造自己，以适应变幻的观念。然而观念被不时地批判而改变，最终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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