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胡武功访谈 --

　　这一年我考上中学，半学期后，班上来了一位灰眼睛的同学，名叫许大明。大家都认为他不是地道的汉人而疏远他。加上他的性格内向，处境很孤立。他家与我家住得很近，每天我俩都会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相遇。接触多了，我发现他不仅画得好，填词写诗更棒。相同的爱好，使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三年初中的业余时间我俩差不多都是在画画写诗中度过的。我们纯属自学，接触的多是古典诗词以及精英与落魄文人的山水花鸟画，自然养成一味追求笔墨效果和诗画意境的艺术趣味。

　　初中毕业我们不顾家长与班主任的坚决反对，报考美院附中。说实话我的绘画技能与许大明相差很远，但由于他的出身不好，被录取的是我而不是他。但是，在我少年时代探索人生之路过程中，他以及后来的一位长着黄眼珠的美院老师对我的作用是绝对的。而通过他们，引起我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思考与认定。（他们身上都有少数民族的血统）考到美院附中后，学校倡导的是人物画，要求直接用绘画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而我的爱好与校方的要求与同学的追求格格不入，因此感到孤独，常常怀念与灰眼睛在一起的日子。在美院附中，我一直坚持阅读与写作古典诗词，常借阅唐诗宋词以及《三家村夜话》、《艺海拾贝》一类后来被列为有毒的书籍。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校方划成右派学生。当造反派抄了校方办公室，公布了被无辜打成右派学生的名单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我非常后怕，在倡导人斗人的生存环境中我面临怎样的险恶前途。
为生存，也为前途，我放弃了已自学四、五年的中国画。我带着一种仇恨加入了“造反”的行列，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质问“走资派”：一个16岁工人出身的少年，怎么就是右派？！我也造反了，也组织成立了红卫兵。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不是右派，是热爱毛主席的。记得当时一下子买不上所需要的红袖章，我连夜回到家里，让父亲买红布赶制。父亲少年学徒，后来在解放军的被服厂干了大半辈子，有一手精湛的缝纫手艺。他一生胆小怕事，又亲身参加过许多政治运动，深知活人的艰难，向来冷漠政治。与其说他支持红卫兵，不如说他溺爱儿子，迁就儿子。在我的死缠硬磨下，晚上10点后，他才拉上窗帘，架起缝纫机，偷偷做了十多个红袖章。第二天临返校时，父亲对我说：“凡事不要太张扬，太过火，57年开始响应号召的人，后来都成了右派。”时间证明了父亲的话，那是一个说不明道不白的年代，是一个中国人花了几千年才建立的人性与道德底线被彻底摧毁的粗暴年代。在翻烧饼似的你斗我我斗你的“史无前例”中，多少人为了那些说不明道不白的所谓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

　　终止我血气上升与“革命”行为的是一个偶然的发现。大约1968年的8月，我看到一篇伟人与其侄子的谈话。他对侄子说：“你要少关心政治，多学些自然科学。”而我却牢牢记着毛主席对广大中国青年说的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立刻，我有一种被愚弄后的失落感。我想我一点都不了解刘少奇，而把我划成右派学生的“走资派”也不认识我。（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认识的人之间哪来这么大的仇恨呢？

　　胡：终于，我放弃了“革命”，就像当时我放弃了学国画。我开始了逍遥派的生活，每天三顿饭，一场篮球，一顿午睡，其他时间与黄眼珠老师一起学画拍照片。那时候很封闭，不懂得给报刊投稿，报刊也不需要投稿。没有功利目的，没有发表欲望。一心一意自我实践，自我欣赏。我拍同学的合影，拍同学植树除草，拍师生上街游行，拍人们演讲辩论。我还把相机拿回家拍父母包饺子，妹妹跳皮筋，奶奶晒被褥等，见啥拍啥，全凭直觉。这一切虽然不是当年所倡导的主流生活形象，但也是另一种生活的真实。现在看来，当年我放弃学习中国画，其实放弃的是一种艺术趣味，放弃的是一种脱离生活、厚古薄今的观念。而照相机培养我的是另一种影像趣味：自然主义地记录所见的生活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