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讲过，对于我本人来说，这也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为什么这样讲呢？这次采访，我先是到汉中，后到安康。安康的采访工作结束后，是7月29日，已经准备返回，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但看到雨越下越大，河水越涨越高，形势比较紧张，我就决定再留一天看看情况。到了30 号的下午，雨势更大，即使想撤也没办法走了。我那天下午出去拍片，后因水势太大而不能回我所住的地区招待所。在洪水的追迫下，几个当地新闻单位的朋友护着我（我不熟悉地形）撤到县广播电视局的一个办公室三楼上，直到全
城淹没，被困一天一夜。后来听说，到晚上11点时，整个招待被淹在水下。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后怕。

　　8月2日我想办法回到报社。一到报社，就赶快冲洗胶卷、放大照片，准备发稿。我首先把稿子给我们报纸，但洪水的照片他们不好好用。他们向我要大好形势、恢复生产和集市贸易有序进行的片子，我说没有。因为整个县城都被淹了，哪来的集市？后来我把照片寄给了刚创刊不久的《中国日报》和新华社，新华社虽发了通稿，但他们选的片子与《中国日报》选的角度完全不同。画面中有人昏死过去的那张是《中国日报》发的，且发得很大。在评比中还被评为一等奖，后来又推荐给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全国记协。对我来讲，当时并没有参赛获奖的想法，只是要忠实地记录一个事件，并且这种记录不只是为当下服务，对将来也是有用处的。比如可被当作一种水文资料：某某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过大水，当时水的流量有多少等等；其次，是对人与人之间纯朴感情的自然流露的真实记录。比如民警救助群众的场面，当时民警并没有现在的先进设备，没有救生衣，冲锋舟，是会游泳的依靠自己的

　　水性来救人。因此，我感到新闻难得的就是取得在现场的第一手资料。而那些人为的有意识导演摆布的行为，就不具备事件发生时的最初客观性和自然性。

 

　　另一件事我也至今难忘。

　　1977年的一天，我去一个县城采访。那时我已开始下意识地对百姓生活作记录。我在县城采访时，尤其关注那刚兴起的自由市场，不时用相机拍下一些比较感兴趣的细节。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便衣一直跟着我。他见我一直在那儿转，还拿着一架照相机，就怀疑我是美蒋特务，跟了我三个多小时，他终于忍耐不住了，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证据，就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反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你有什么权力问我？”这一下把他问住了，他说：“你最好不要照了，这都是阴暗面，你赶快走！”我回了一句：“这是我的自由。”他再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十来分钟，他又出现在我的面前，不同的是换了一身警服。他让我与他一起去县公安局。到了局里，见到局长，他们查了我的记者证。态度马上一变，微笑道：“你看，你来了也该和我们打个招呼，我们可以给你派车，提供方便，你一个人在街上走有时也不安全。”

　　我对这件事的印象不亚于1983年拍洪水，我感到就是现在我们的记者在采访中还会遇无理干涉，理由就是没有给地方宣传部门打招呼，没有配合他们的政绩宣传。我认为这些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记者应该有行动、拍摄的自由和权利。然而，就像我们的共和国，在她50年的历程中，经历了太多不该发生的事情。

　　这就要谈及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的命运。共和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我们的命运也随之动荡。下乡、下海、下岗等，我们都赶上了。当然我的路走得还算比较顺，这主要靠个人奋斗，即使有重重阻力，路毕竟越走越宽广。

　　我想问你，小波你说这些事令人愉快呢？还是令人苦恼？

　　陈：我是对西部有情结的人，喜欢在西部工作。那里让我与自然更近，与自己内心的真实也更近。这么些年，一直想和你、侯登科有一次共同走陕西北的机会， 加深彼此理解，也顺便看看你们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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