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年轻人在一起我感到年轻，和孩子在一起我会变得快乐起来。

　　陈：2003年大年初三，我们共同的友人侯登科去世了，这让很多人心里很痛。这时，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揣摩着你和侯登科的关系，想听到你对他的评价。我看到你为他写的文章，也记得去年9月在平遥南门城墙上看到你们为他办的纪念展，那展览记录了你们这么些年来一起走过的道路，有你们每个人写给他的话，看的我直流泪。

　　胡：侯登科英年早逝，我和陕西的哥们心里都很伤痛。那时，我就转告各地的朋友：我们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纪念他。这就是你在平遥看到的那个展览。

 

　　侯登科在摄影追求上属于先知先觉一类，他一开始就把人文关怀的目光投注在生斯养斯的普通民众身上。摄影有与生俱来的侵占性，有违登科的初衷。因此，他总会小心翼翼不露声色地贴近拍摄，从不张牙舞爪地拍那些所谓冲击力强、夺人眼球的张牙舞爪的照片。登科是个追求信仰的人，可信仰抛弃了他。他一生力图转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可最终未能摆脱农民的继嗣。他把矛盾的人生、矛盾的心迹化作矛盾的影像留在人世，成为永久的见证。

    20年中，我与登科以及陕西群体的老伙计们共同度过人生最精华的岁月，做了几件有益于中国摄影的事情。我不能忘记在那激情的80年代，与登科一起喝酒析辩的日日夜夜；在理智的90年代，与登科一起走访麦客家乡、踏遍四方城的时时刻刻。确实，登科象一只影子伴随在身边，摆不脱，抹还在。

　　二.我的名字曾出现在右派学生的名单中

　　陈：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底色”，正是这生命的底色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我86年就认识了你，可还从没有机会听你少年时的故事呢。

 

　　胡：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虽是工人，但与农村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农村外婆家长到6岁才进城上学。因此，农民孩子所能干的活我基本都会。放牛、割草、砍柴我甚至比农民的孩子还干的利索。当然经常被镰刀割破手指，至今左手食指上还留着一道深深的刀痕。上学后，我最盼望放暑假。外婆家有许多桃树，我喜欢爬到树上摘一筐鲜桃，提到县城去叫卖。我会看买主的脸色决定价位高一点或低一点，常常一早去，下午4、5点回。一筐桃可卖一块多钱，我会十分忠诚地把钱如数交给外婆。我小学时作文就好，曾写了《卖桃》的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年级宣读。上6年级时我突然喜欢画画，曾偷父亲的钱在古旧书店买旧的芥子园画谱自学临摹。我本来是喜欢运动的，踢球、练武、打乒乓。谁知，整天挨饿，吃不饱肚子，就放弃了体育爱好。画画可整日坐在家，不活动，饿的就慢。
陈：我小时侯也有过饿得前胸贴到后胸的感觉。那时候克服饥饿的办法就是赶快睡觉。

　　睡着了就会忘了。虽然做的梦中仍然是到处找吃的那种梦、、、、、

　　胡：那时家里很穷，根本买不起宣纸，我就用母亲工厂发的卫生纸练画。（那种纸吸水）到1961年，父亲饿得浮肿了，不能上班，家中的生活就更困难。我也没有兴趣和力量再画画，见天想的是在哪儿能找到可吃的东西。那时我最盼望周三周五到来，这两天下午不上学，我可到农民地里去挖寻残留的红薯、白菜根、萝卜英-----初春时就到农田里挖芨芨菜，回到家用水煮了，洒一把盐和醋，每顿饭时给父亲加一碗汤菜，剩余的必须留给下一顿。

　　陈：经历过饿的人喜欢“珍惜”“感恩”这样的词。现在谁也不忍让孩子去遭遇那样的饿，可我多么庆幸自己有过这样苦难的教育，它对我后来的岁月多么有用。

　　胡：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只能从苦难中汲取力量。少年时我从不盼过年，因过不过年对我家来说差不多，还要增加父母的负担。生活虽然苦，但我的心劲很大，满怀理想。经过三年的饥饿，1962年的一天，突然从新闻联播中传来“中国在世界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消息时，我自豪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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