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与图像
2008-10-4 11:32:46  

　　芭：那么你为什么只选中了伯克·乌兹尔的柬埔赛的摄影作品呢？
　　卡：因为我认为他的那些作品超越了作品当时的即时性，是企图超越那个特殊的悲剧事件。三十年至今，当我取出他的那些作品，我仍能真正地在视觉上、动感情地感到那些难民，这是因为贝克用他的思想和眼睛，用他控制了的视觉和情感，使他带给我的图像永久不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选了他拍的柬埔寨难民的摄影作品而不是别人的。对于我个人，我已停止了某一事业改为别的方面，我认为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而且我还感到摄影实际上是一种极为令人焦急而又无可奈何的事。对我而言，讨论摄影是不是艺术并不重要，我真的不在乎我的作品是否被画廊卖掉或是被什么人挂在墙上，这些都不是我的目的和企图。我的最后一本摄影集叫《生活的边缘》（Margin oflife），是与社会学家兼人口学家丁·马牙温·史戴考斯（J·Magone Stycos）一起干的。这部摄影集中的图片是在1973年拍完的，那时正好是国际摄影中心成立的前一年，那本书在中心的开幕式上首次出版。这是一本报道贫困、土地和人民在受苦受难，以及对一切精神事物的扩充。拍摄时我们选了二个国家作为重点，洪都拉斯和埃寨俄比亚。以这二个极小的国家为核心，我们再把研究和拍摄的对象扩展到拉丁美洲，对那个地区，我们二人都有很专门的了解和专门的知识。在七年之后的今天，显示出的明显、强有力又十分辛辣的事实是：当你拿起纽约时报，读读关于在洪都拉斯所发生的事，不幸地它们全都在我们的书中报道过。让我来读一点斯蒂格里兹为那本摄影集作的序中的一段话：“作为学者，记者和摄影师，必须调查并作出诊段，以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们希望我们已做了这些事，我们也希望别人也会做他们应该做的事。但事实上，明显地，我们已做了我们所做的事，而那些人却并没有去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在这本书中传达出的意思是可以听到的，可以见到的，甚至好象预言者一样。我们已尽力做了全部能引起人们关注的工作，但摄影师的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工作比人口学家还要无效。人口学家与所谓的人口科学——事实、数字和别的一些方面打交道。而摄影师则与人类的生活和人们沿着他们自己的人生之路直到死亡的形象打交道，并且还与原则作斗争，与他们的生活作斗争，这是我们摄影的重点。相机给了我们感受，我们的职业是把这种感受带给全世界的人们的关注。
　　芭：当你去拉丁美洲拍摄，作为一名“关心人类的摄影师”，你参与到那些你认为应该纠正或应该称赞的事中，那么你们的那本“生活的边缘”的作用是什么？
　　卡：这就是我说到地“无效”与“落空”这个词的意思。明显地，这本摄影画册没有起到我们想要它起的作用。因为我们不能用自己的理想或知识来改变别人的态度。我们希望能像路易斯·汉那样，他设法把童工问题提出到社会上，因为他的摄影作品的出版，使童工问题成为社会注目的焦点，并使得童工法在康格来斯通过。维纳·比绍夫（Werner Bishof）去印度的毕哈（Bihar）省，去报道那里的人民受到的饥荒，他的报道使得康格来斯为印度运去了小麦，所以比绍夫的摄影起了直接的作用。电视和各种出版物把越南战争的情况带给了美国公众。在越南战争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如此暴力和政治时期。因为摄影图片把战争直接带到我们的家里，我们造反了。
　　芭：是摄影还是电视把战争带到每个人的家里呢？
　　卡：对我，这只是一个技术改变的问题。美国的《生活》杂志曾经是周刊。它是一种少有的，用有选择的、有说明力的方式把世界上发生的事用视觉形象来表达的随承物。这种技术后来被电视以极大的冲击力而取代了。
　　芭：对于摄影师，这种取代意味着什么？
　　卡：我会说到这一点的。以前有一千二百万人每周读《生活》杂志。而现今，电视节目上的“60分钟”专题时事，一本空中的杂志，有六千万，九千万甚至一亿二千万人观看。它带给人们浓缩了的整整60分钟。这个节目不但以这样大的规模，而且还以比摄影还大的冲击力带给观众，因为它不但通过视觉，还通过听觉的作用，再加上节目主持人的评论。所以整个视觉报道、杂志风格的特性都随之改变了。在媒体改变的同时，也改变了摄影师本身和摄影——摄影的急迫性减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