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当前位置:首页>摄影理论>专题访谈>正文 |
道路----蒋铎访谈 有时，人需要有梦，若没有这样一个梦，就没有当时的一切。
在同年11月3日，毛主席第六次检阅红卫兵时，我在西侧观礼台，比较近距离地拍摄了那张曾被人民画报当作封面、印成邮票、广泛流传的毛主席穿军装的半身照片。现在旅游点卖的仿文革时期的笔筒、磁盘上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也是我那次拍的。
要说盗版，这恐怕是量最大的盗版了。但没法打官司，因为不知谁出版。
两年以后，1968年国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周总理，显得消瘦、憔悴、疲惫。我用新进口的相机为苦撑局面、日夜辛劳的周总理留下影像。当时拍领袖，是尽全力抓满面笑容的。
文革是一场大动乱、大灾难。历史就那样了，无法改变。照片是历史的见证。要研究这段特殊的历史，这些照片依然有价值。
陈：最遗憾的一次呢？
蒋：有人说，摄影是遗憾的事情。我采访中的遗憾可谓多矣。最难忘的一次，应该是1980年5月17日，拍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刘少奇是文革，也是建国以来的最大冤案。这次追悼会，是党的11届3中全会后的重大事件。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摘掉了扣在刘少奇头上的3顶帽子。显而易见。这一事件的关键瞬间，应该是邓小平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握手。我抢占的位置是准确的。瞬间也抓到了，但由于我不喜欢使用闪光灯，没有带闪光灯，用相对慢门拍摄，现场记者相当多，除了摄影记者，还有电视台的、新影的，很拥挤，不可能稳稳当当拍照，结果造成影像不实。如果需要，勉强用也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明显硬伤。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就这样给我留下留下终生遗憾。血的教训，一想起来就堵心。
新闻摄影，提倡现场光，没什么错，但不能绝对化。我正是吃了绝对化的亏。在紧要关头下，抓到新闻影像是第一位的。根子是大意。
这也反映了自己基本功的不扎实。现在整理资料，发现过去的底片曝光完全正常的是少数，有不足的，更多是过度。一次曝光亏了，就很长一段时间矫枉过正。挺好的进口胶卷，放出的片子有时反而不如基层发烧友用乐凯拍的片子。
尽管现在相机高度自动化，数码化，基本功，基本技术，绝对不容忽视。前天看奥运男子打飞碟，阿联酋的一名运动员几乎百发百中，令人赞叹不已。后来他说，几乎每天都要练习射击几个小时，很苦。对我们摄影人的基本功训练应该有启发。
七.我采访喜欢独来独往，悄悄地拍
陈：比起成功的采访，很多记者更记得走麦城的经历。
蒋：如果“走麦城”是指采访失败，那我多了。采访本身涉及至少是两个方面，有很多未知数。全军覆没的也有。失败是正常的。我不追求百分之百的成功，勉强发稿意思不大。你走人情，求爷爷告奶奶，可登可不登的照片即使发了，又有谁看？
我不说这些。我说一次不为人知的尴尬采访吧。
我采访更喜欢独来独往，悄悄地拍。不喜欢成群结队、大肆张扬，更不喜欢成串的陪同。1989年秋，我去厦门，集体的活动结束后，我赢得一次个人自由采访的机会。打听到漳州有个百花村，说有几盆朱德总司令的兰花，也放在那里。我乘公共汽车，兴冲冲前往。汽车只到镇上，到村里还有十几里路。正好有出租自行车的，我就租了一辆。农村说十里，往往不止。我蹬啊登啊，一再地停下来，向路人，向小餐馆主人打听……费了老大劲，总算到达了目的地。首都北京来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到村里采访来了！
你猜等待我的是什么？闭门羹！一盆凉水！
村委会主任板着面孔，头也不抬，拒绝采访。记者证也不管用。我用激将法，说你们观念不行，你们百花村虽然很有名，但在全国知名度还是不高，通过我的报道，对于你们的花卉生产、销售有好处……主任依然不正看我一眼。我试图用自己的苦像软化他，我说你看，我都50多岁了，大老远的来了，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呀。主任还是不住地摇头。眼看没戏了，一旁的村党支部书记终于发了话：让他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