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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蒋铎访谈 蒋：也不要这样伤感。这要历史地看。其实那个时代的许多照片也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反映。1958年放高产卫星的照片，不正是那个时代的写照吗？另外，我们中还是有些人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拍了不少纪录实情的照片，见诸出版物中的有王世龙、时盘其、葛新德、晓庄，更多的可能埋没在个人手中，我相信武、王他们手里也有，肯定有。新华社档案馆里恐怕不是他们的全部。中国人出书难啊。
但你说的还是有道理。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承认，我的观念，多少年养成的习惯，就是为报纸服务，思维、考虑问题，观察事物，第一个反映就是能不能见报，如你所说，忠心耿耿。仅这一点，与人家马克?吕布的无拘无束，就没法比。这不能说是错。可悲的是自己因此而变得眼界狭窄，自己禁锢自己，甚至对眼前的鲜活事物熟视无睹，耽误了不少事。比如1974年，我第一次去海南。我感到新奇，但没有多少影像纪录，拍摄的重点是学习政治理论，学大寨什么的。花了路费，总得见报哇。当地老百姓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很少用镜头关注。
再说文化、知识的制约。一个人的新闻摄影作品，既是客观事物的纪录，也是作者人品、情感、修养的反映。这是谁也无法摆脱的。我们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尤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新问题、新事物、新知识，多得很。文化、知识尤其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的体会，干记者这一行，还可以加一句：“没有文化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必要的知识，你怎么提问呀，你听得懂吗？我还算愿意学习的，但不刻苦，更因为短见和浮躁，比较注意实用性，知识零碎，缺少系统性，基础知识更欠缺。反映在我的照片中，就是肤浅。
陈：我们知道和不知道的这样的摄影人还有无数-------这么多年来，一想起他们我就百感交集。我也常假设：如果武纯展、王精业们赶上了现在这么好的时代；如果他们那时用上数码相机、可以在野外传真；如果他们可以常看到外国的好照片；如果他们有高水平的竞争者和朋友；如果客观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和枷锁，如果他们这一生的才智多用出一些、、、、、、、、
蒋：您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如果”。历史就这么走过来，谁也扭转不了。我不认为暗淡、困难、封闭年代就绝对不出新闻照片。这不是一回事。不能这样看。您在晋城看到我《1966年焚书》那幅照片，是否为之所动？一方面，尽管我们十分羡慕现在年轻同行的幸运，但我们不后悔，因为没有用。这种心情不知能不能代表我们那一代人。另一方面，我发现您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其实任何时代，都是大浪淘沙，即使现在，也不个个都是精英。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我自认为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总会有些看不惯的东西。还好，我知道摄影记者不能完全以个人好恶决定拍摄与否，问题是如何拍。另外，摄影记者有纪录历史的责任。
陈：蒋老师：您会给现在的青年摄影者什么忠告和奉劝？他们如果想有长进，应该培养什么态度，遵守什么纪律？除了摄影的能力，他们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蒋：这次在晋城，我倍感高兴的是看到年轻同行近几年的部分获奖作品，看到上台领奖的，一水儿的都是我不熟悉年轻面孔。照片里有作者强烈的责任感，有对人的真诚关注。经过20几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我们基本上能按新闻规律办事了。这是了不得的成就。
我不大愿意以老一辈的身份说一些忠告一类的话。容易老一套。一定要说的话，两句：首先还是做人。要想在事业上有大成就，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最重要的。穆青、常香玉、赵丽荣……都是大好人。在惟利是图、比较浮躁的今天，更要强调新闻人的责任感。我们的神圣责任应该是用手里的相机为推进中华民族振兴尽力。要爱人民、爱百姓、爱祖国、爱民族。这是一条底线。对人民、祖国没有感情的人，绝对当不成好记者。社会上难免有一些无聊的东西，摄影记者不要随波逐流。不是不可以报，问题在于要有自己的判断。媚俗、无聊不可取。这是高要求也是起码要求。宝鸡有一个令我钦佩的执着、勤勉的新闻摄影群体，我曾写文，题目就叫“西天取经不容易”。现在诱惑太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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