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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蒋铎访谈 1996年10月，去沂蒙山蒙阴县采访，是记者团。突然发现路边有苹果的集散点，立即叫了停车。只见果农个个愁眉苦脸，说往年这个时候，也是这个价，早就卖光了，今年咋就卖不动了呢？一脸的困惑和不解……那苹果是传统的国光，个头小小的。
这不是主人安排的采访。车继续前行。目的地是水库边的果园。这位果农可神气了：
“我这果子，两块五一斤，已经订购一空……”生活本身就有这样生动的、鲜明的对
照。这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我当然不会放过。
此前，我关注苹果已非一日两日了。看电视、听广播，我注意。下去采访，我了解，比如去某地区推广苹果，一户种多少苹果。我算过一笔账，仅这个地区进入盛果期，全国，每个人平均就能摊多少……在农贸市场，因滞销而犯愁的果贩告诉我，有的地方，因为效益不行，已出现果农砍树的情况。省里来了同行朋友，我更抓住机会请教……
面对同一事物，大家都在咔嚓、咔嚓按快门，可每个人心里想的不一样。多数想的可能仅仅是丰收的喜悦。想的不一样，结果就不会一样。有人说，现在拍片，与其说是用相机拍，不如说是用思想拍，一点不假。
你看，以生活为师，不排斥主观能动性吧？
六.读者的来信，我视为宝
陈：你怎样看来自读者的反馈.
蒋：在我心目中，读者一封信，胜过任何的奖励。我是幸运的。我每一次的努力，几乎都有读者的反馈。这么多年来，是读者给了我前行的力量和勇气。我虽然没有多少获奖证书，仅有的几份我似乎也不大在意。而来自读者的信，我却十分珍视，当作宝贝，其中一些一直珍藏至今。我们的照片，最终是给读者看的啊。前几天，我在重看这些信时，发现1984年3月22日，我在装信的大信封皮上自己随便写的一句话：“受多大的委屈，受多大的累，也值得了。区区照片有人看见，而且不怕麻烦写封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不拼命干行吗！”。反映了我的心情。
陈：你从1963年开始拍摄，40年了。您平常给我们展现出来的是一贯的平静，没跟您一起工作过的人一般想象不出蒋老师兴奋起来的样子、、、、、
蒋：我是个兴奋型的人。没感觉，不兴奋，一般不动相机。40年来，要说最兴奋的一次，应该是1966年10月1日。
1948年底，北京解放，我在街头报栏上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像，照片里他方脸庞，微笑，仰视，戴8角帽。这就是解放前，父亲悄悄说过的共产党里的那个能人毛泽东啊！当学生时，国庆游行，路过天安门，总是瞪大了眼睛，使劲往城楼张望，看哪个是毛主席，哪个是周总理，哪个是刘少奇，哪个是朱总司令……影影绰绰，什么也看不清。后来成了摄影记者，一个是位置不理想，一个是有任务在身，他的摸样，始终没看清楚过。1966年9月，国庆又要来临了。人民日报上天安门城楼的摄影记者名额有限。我做梦似地想：能不能在金水桥前用超长镜头拍摄呢？这样既没有名额问题，又不干扰中央领导同志的检阅……此意一出，立即得到相友的支持。那时，节日已临近，进口已经来不及了，就想方设法借，几经周折，最终打听到国家体委登山队有一台镜头为1000毫米的相机。一说照毛主席，登山队慷慨支援。我的梦想终于成真。为拍摄，专门打制了木台子．是日，天不亮，就赶到了现场。东方红乐曲奏起，毛主席出现在我的镜头中……那次游行持续了大约4个小时。当晚选中的两幅照片，一张是毛主席的，一张是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全是我有这台相机拍的。相友在城楼上拍的，反而推至次日用。我成为除新华社以外，第一个在金水桥前用超长镜头拍摄毛主席的摄影记者。相友同样高兴，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功。这在当时的首都新闻摄影界引起连锁反应，兄弟单位也陆续进口长镜头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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