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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蒋铎访谈 再一句是学习。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现在50岁上下一批有成就的摄影记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十分注重学习。现在有些摄影报道，新闻性不缺，但耐人寻味的不多，大多属于就事论事。新闻摄影是文化。作者的文化决定作品的品位。没有文化的记者，要拍出有文化品位的新闻照片，难。据闻，现在有些报纸摄影记者定额非常高，而且见报越多，拿钱也越多，摄影记者整天跑，喘不过气来，根本没时间学习。这令人忧虑。
二.11岁时，我曾做过报童
陈：您曾经历了什么样的儿、少、青时期？
蒋：我生于1937年国难深重的北京。父亲蒋泽沛靠修理钟表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为人正直，技艺精湛，一丝不苟。他的话不多，但有一句我却一生不忘：“做人，要走得正，行得正。信誉是人的另一条生命。”母亲刘淑清的吃苦耐劳是异乎寻常的。1944年上北京树德小学，班主任姓臧。因交不起学费，只念到3年级。
北京解放前夕，11岁时，我曾做过报童。1949年在青年会识字班念书，老师钟海安。之后上北京泡子河小学，班主任王学东。自幼喜欢画画，临摹孙悟空。1951至1954年在北京五中保尔班读书，吴家瑛老师是班主任，郑宗钧先生教美术。这两位老师对于我的为人和事业的启蒙，关系尤其大。大约1952年，在一次全市中学生的绘画比赛中，我的一幅标题记得是《在少年之家》的画，获奖并在北京日报刊登。那幅画就是经郑宗钧先生严格要求，反复修改才完成的。
1954年保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制4年。学生来自全国。学习气氛甚浓，要求十分严格。校长丁井文，业务老师高亚光。1958年保送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詹建俊。
三.我第一次采访，拍的就是周恩来
陈：为什么离开美术学院？
蒋：在中央美院一个学期后，经过认真考虑，我决定终止学习。直接的原因是家庭经济陷入困境，我有责任分担。间接的原因之一是重复的基本练习（仅“大卫”的长期素描，包括附中，就画过3 次！）对我的吸引力已不十分强。我相信在工作中也能继续学习和深造。尽管系主任艾中信先生挽留，也没有改变我的决定。同年到人民日报工作，开始是做美术设计，1961年调到摄影组，开始接触新闻摄影。摄影组负责人是吕相友。大约1984年在中央党校中直分部学习一年，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和科学社会主义。
陈：很多人认为摄影与美术有相通的东西。在摄影界，好象接触过绘画的人在摄影的画面、构图、光线上会驾轻就熟。
蒋：摄影界学过画的人不少。布列松是。沈延太、翁乃强、胡武功都是。绘画对我的影响远不止构图和光线。
我的新闻摄影，深受我早期教育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了，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纤夫》、《礼拜天的行列》、《查普罗什人》、《伊凡雷帝》……苏里科夫的《近卫兵临刑的早晨》、《苏瓦洛夫跃过阿尔俾斯山》……谢洛夫的《少女与桃子》、《歌唱家夏里亚宾》……还有我国着名画家王式廓的《血衣》，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一个个活生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心目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呼之欲出。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对我后来的新闻摄影观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摄影和美术有摄影同样是再现社会生活的视觉图象，这与绘画接近，而且比绘画更直接，更灵敏，更快捷，所以尽管我没有学过摄影，但一接触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有了以相机代画笔的机会。是吕相友老师手把手教我，把我领进新闻摄影的大门。他工作的严谨、主动、全身心投入，对我来说，是最生动的身教。他放手让我拍。我清晰记得我的第一次正式采访，拍摄的对象是在首都机场送外宾的周总理。我头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敬爱的周总理。因为过分激动加上技术的生疏，有一半结影不实！用的是135型、过片得靠手拧的康泰克斯相机。我发表的第一幅照片是1963年五一节，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一、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出席劳动人民文化宫群众联欢会的照片。使用的是双镜头禄徕相机。这一年国庆次日，人民日报刊用了我在人民大会堂附近的铁塔上拍摄的群众游行的盛大场面照片。照片中“人民公社万岁”几个巨字，十分醒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口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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