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蒋铎访谈 2008-11-24 11:09:02
五.在生活面前,要老实一点,谦虚一点、恭敬一点
陈:后来的年轻一代很想通过这个机会了解您们这一代人的摄影观。您可以结合实际表述一下你的新闻摄影观吗?
蒋:除了新闻摄影的一般规律,比如新闻价值、视觉形象、真实性……这些基本点之外。我的新闻摄影观,或者叫基本信条,是我1979年给《中国摄影》写的那篇文章的标题——“以生活为师”。我认为,作者与生活的关系,是生活第一,客观存在第一。任何人的聪明、包括天才的脑袋,都高不过生活。因为生活的多样和变化的无限的。在生活面前,还是老实一点,谦虚一点、恭敬一点好。这个观点的形成,主要的不是来自教科书,也不是来自哲学的基本原理,而是实践告诉我的,是生活一次次给我意外的收获,是生活一次次展示感人肺腑的人物真情,也是生活一次次使我绝处逢生、度过难关。我坚信,新闻照片最感人的是人物的真情,人物的真情是照片的灵魂。
摄影记者要实践“以生活为师”,就必须到现场,面对处于“进行状态”的新闻事物,这一点含糊不得,无论什么样的现场,包括艰难险阻,更包括与人沟通。如战地记者卡
帕那句名言所说。 文字记者虽然也讲到现场,但同摄影记者说的到现场,不是一回事。这是新闻摄影采访的基本规律。我喜欢说“心诚则灵”、“天助我也”,主要是讲工夫下到了,就会有收获。我抓拍的主张和方法,不过是这个基本观点派生出来的。
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拍完《大有希望》以后,25年来,我一直走在这条路上,虽然很艰苦,但义无返顾。我举例说明。
1981年秋天,河北临西实行承包第一年。农业技术推广员葛友明告诉我:“过去是我们追着农民,要他们学技术,一实行承包啊,反过来了,是农民追着我们,主动要求学技术。现在,我走到那里,都被农民围起来……”一听这话,我决定骑着自行车,跟他下乡。走一路,没碰到他说那种热烈场景。为配合我,他有时走到田头,主动和在地里干活的农民搭话,农民蹲在那儿远远地听着,虽然认真,但远不是他说的那么热烈。这显然与我的出现有关。从客观效果说,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干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是指手画脚、组织农民、“让”农民“认真”听技术员讲,还是另寻机会,耐心等待?我选择了后者。过了两天,是县城大集,农技站出摊卖农药、种子,接待农民咨询。这下机会来了,果然出现了葛友明说的那种情况。正值秋种。农民有的用粗大的手捧着麦种,仔细掂量;有的用心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种子介绍;有的站在技术员旁边问这问哪,眼神是那样专注……农民买化肥的情景也很壮观。这种场合,全神贯注的农民已经全然不顾摄影记者是否存在了。这才是我所要的。
变了!农民把种庄稼当成自己的事啦!
但照片拍得并不十分满意,我始终没有找到有概括力的、“决定性”的一瞬,用在同年11月8日画刊上,篇幅不大,标题也很低调——《为庄稼操心的人多了》。照片刊出后,却有不止一封读者来信,说照片“十分生动,形象真实,给人以鼓舞”“5幅照片,没有任何做作……我最爱你们的画刊,一些优秀的画刊都剪下来,贴在墙上,久看不厌,希望你们多组织这样的画刊……”看通讯地址,有的写信人可能就是农民。这是我没想到的。
1982年3月,我在广州站拍摄了《祖国南大门的春花》,更有意识地反映人的情绪、人的故事。当中有一幅是说一个年轻的客运员高淑仪,因为经验不足,在她的班上出现了漏乘,因此在班后会受到批评。在她流下自责的泪水时,党支部委员过来安慰她,和她谈心……这在20几年前的报纸上,是没有的或者是少见的,特别是党中央机关报。后来,有读者致函《新闻战线》杂志,称赞这组照片。《新闻战线》约我写了采访文章。当年写这类文字对于我的继续实践,有好处,它使我思考:什么地方做对了?什么地方有问题?当中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那幅哭哭啼啼的照片,还以《同志情》为题,还在中国日报发表,并在这家报纸的《十亿人民》摄影比赛中获银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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