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叙事”基因突变？
2008-3-4 9:58:20 藏 策 

——2007年度中篇小说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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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策

如果说2006年的中篇小说，总体上还属于波澜不惊的话，那么2007年的中篇小说则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看点。这一看点就是“底层叙事”的深化和多元。

我在总结2006年小说时说：“小说的演进，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2006年的小说，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平顺而自然，不存在基因突变，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波澜不惊。……”而2007年的小说则有所不同，在作为贯穿了05年与06年的热门题材“底层叙事”方面，我认为已疑似发生“基因突变”，而代表了这一突变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我个人认为，《万箭穿心》当属2007年最重要的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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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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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虽然往往与苦难同在，但“底层叙事”并不就等同于“苦难叙事”。就文学本身而言，“底层叙事”着眼的是文学的题材，而“苦难叙事”则着眼于文学的主题。如就文本指涉对象的社会学维度而言，“底层叙事”更偏重于阶级、社会阶层的差异性乃至对立性，而“苦难叙事”则可以包容整个人类。

其实自2005年开始兴盛于文坛的“底层叙事”，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统一的概念，寄居于这一总称之下的，是多种文学现象以“底层”名义的一次汇聚。其中至少包括以曹征路等作家为代表，以左翼文学传统为话语资源的“底层叙事”；以陈应松为代表的具有俄罗斯风格的“苦难叙事”；以“写实”与“介入”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回归，以及葛水平等女作家的女性话语叙事……而“底层叙事”在进入了2007年以后，应该说已经有了质的发展，最能代表这一发展趋向的，就是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

我在前些年写的《〈国画〉的话语分析》一文中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民间。然而作家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毫无疑问，“底层叙事”也同样存在着迷失于“底层”从而丧失了自我反省和批判能力的问题。在许多“底层叙事”的作品中，“底层”都被过分地美化了，成为贫/富/善/恶二元对立中，有关“善”的想象性存在。由此而生发的爱与同情，亦参杂了太多的盲目与幼稚。

《万箭穿心》则不同，小说一开头，就对出身“底层”且俗不可耐的女主人公李宝莉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写“李宝莉挺胸昂头走出电梯，高跟皮鞋敲着瓷砖地面，笃笃笃的，很有电影里贵夫人出行的派头……”写她看见“一个女人面带菜色，有气无力地坐在电梯口的破板凳上，为进进出出的业主开电梯”，“心里立即有了高贵感，而且立即开始怜惜这个开电梯的女人”，心里想，“真可怜呀，自己没有高楼住，却还要为住高楼的人开电梯……” 

这种反讽是严厉的，比之那些尖刻的以反讽著称的英国作家，亦不遑多让。女主人公那种小人得志、穷人咋富、气人有笑人无之类的底层心态，被揭示得入木三分。

然而更妙的是，小说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这种英国式的反讽上，当女主人公李宝莉终因自己的愚昧、粗俗、狭隘和无知，而咎由自取般地重坠社会底层时，作者却又开始展现她身上非常美好的一面——勤劳、坚韧、诚实守信……

正如“万箭穿心”这个带有宿命色彩的题目一样，小说其实也在暗示着“底层”的宿命。“底层”之所以成为“底层”，除了财富分配不公等外在的社会因素外，“底层”自身是否也有着致命的死穴？是否携带了镌刻于灵魂之上的“红字”？财富真的可以改变一切吗？

如果说爱与同情，更多地是出自人之本能的话，那么悲悯则属于来自人类理性的情感。小说《万箭穿心》所给予李宝莉以及“底层”的，正是这种超越了爱与同情的悲悯情怀。其对于“底层”的苦难，已不再是简单的发自本能的“爱”，更不是不辨是非的盲目支持，而是在对“底层”的善恶是非及其宿命都有着清醒认识的前提下，对人性及其弱点的悲悯与大爱。这是一种更为深层更为理性的爱，一种超越了浪漫情怀的爱，一种清醒到可以包容万物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