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文之六：“超隐喻”意指下的中国摄影：从“长城摄影”到《俺爹俺娘》
2007-11-11 10:04:02  

                        “民间”，又一个不可追问之物  
我在一篇有关文学批评的论文中曾说：“《国画》与《来来往往》、《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分别指涉了当今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部分：官场、商界和民间。然而作家们又不约而同地迷失其间，丧失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两部小说尤其丧失了对商界和民间的反省和批判，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这种现象已应成为当前文化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因为它并非仅仅存在于文学界，而是弥漫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空间。对此，戴锦华女士就曾精辟地指出，这是在逃离主流意识形态途中的又一次“陷落”。不过我同时也认为，所谓“话在说我”式的“语言牢笼”，也是促成这一“陷落”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官方/民间这种凸显其语义二元对立的叙事话语中，“市场”被喻说为某种“公正”，“民间”则被喻说成某种“正义”的。
我在另一篇讨论“后殖民主义”的文章中说：“……赛义德在取得这些‘洞见’的同时，也陷入了种种‘盲目’之中。他对西方文化中有关西方/东方、优越/低劣、文明/野蛮、富有/贫穷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解构，实际上是在一个更大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中，针对‘西方’进行的。这样，他在似乎是消解了某种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同时，实际上等于是又重建了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在这种又重被凸显了的二元对立中，‘东方’实际上成为了某种不可追问之物。在将知识—权力—话语、中心、霸权等‘地域化’了的策略中，与其说是对福科、德里达等人理论的创造性‘误读’，还不如说是使他们的理论在东方/西方二元对立式的版图分割中，变成了‘半身不遂’。因为在把知识、权力、中心、霸权……等同于‘西方’的相关表达中，‘东方’则成功地逃避了‘权力谱系学’的追诘。”
同样道理，在类似于东方/西方的官方/民间表述中，“民间”也成为了某种不可追问之物，逃避了自“五四”时鲁迅批判“国民性”以来的种种追诘。于是，一时间“民间”、“民间社会”、“民间立场”、“民间话语”、“民间写作”，都与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套上了“瓷”，变得尊不可问了。实际上，中国的所谓“民间”，不过是自由知识分子的一种聊以自慰的想象性的精神后援，是饥者“画饼”渴者“望梅”，是孤独者撒豆成兵式的心理幻术。若把“民间”看作是“民间知识分子”的自我隐喻，还大体不错，但如此一来就又会把“民众”或曰“国民”也混淆、虚构成了“民间”，这样虽也可说是建构了某种理想，但同时更是在遮蔽着现实。
毋庸多加分析也能一望而知，贫嘴的张大民与阿Q之间是有着某种“血缘关系”的。可以说，张大民就是阿Q的子孙，或干脆说就是一个现代的阿Q 。然而，张大民与阿Q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鲁迅先生那里，对阿Q的批判是远远多于同情的。但在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快乐生活》里，对张大民却是同情远远多于讽刺。而改编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之后，张大民干脆来了个脱胎换骨，成为了富有魅力的大众偶像。更为讽刺的是，张大民在观众对其的接受过程中，又一跃而升级为某种“英雄”。某电视台就做过这样的观众访谈节目：记者采访观众——您认为张大民是“英雄”吗？回答大多为“是”。再问女观众——那么您愿意嫁给这样的人吗（是“英雄”但没房没钱）？应者寥寥。于是记者再发一通“英雄”可敬不可爱之类的感慨。与其说这是关于“英雄”的讨论，还不如说是有关“英雄”的反讽！而支撑着此类认同的，恐怕正是“民间”、“老百姓”、“普通人”之类，在与“官方”、“特权”、“腐败”等的一系列语义对立中，往往成为不可追问之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