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的《权力……》及其相关讨论
2007-11-11 10:01:31  

   
确切地说，我现在正在书写的这篇文字，本应写于1997年9月至10月间，因为那时中国摄影界正在经受某种本雅明式的“震惊”。起因就是那篇《权力——关于观念摄影的对话》的文本。迄今为止，这是我所看到过的中国摄影界里最有趣的一个文本，也是唯一具备理论色彩的文本。虽然我不尽苟同（或说是在特定语境下有条件的接受）它的观点，但对于它，我还是有许多话要说的。然而接下来的讨论却让我大失所望，以致这篇本该是上个世纪的文章，来了个时光倒流般的跨世纪书写。
我对《权力……》的阅读，就如我对其他文本的阅读一样，首先要进入到话语深层来“细读”（“新批评”用语），而不是（也没有权力）以一种简单化的是/非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来对刘树勇的“观念摄影”妄加评判。
我在前面对摄影进行“语言学转向”时，已经强调：人类的思想以及言说方式，有其固定的结构，这些结构是按人们使用的语言基本喻说类型形成的。人们不可能超越喻说过程而获得纯粹的思维形式，就连“逻辑”这种思维形式也无法摆脱“喻说”的成分，比如归纳法的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过程，就同样是一个“比喻”过程。摄影，作为一种图象语言的意指活动，自然也不可能逃出这一“语言的牢笼”。
我在前面说过：“不要对刘树勇明目张胆的‘造假行为’嗤之以鼻，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假’，看作是那些为我们的意识形态所遮蔽，所合理化、自然化、结构化了的‘假’的一种夸张的‘滑稽模仿’。”也就是说，他是以一种“反讽”的方式在进行某种“戏拟”。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阅读的关键所在。——不要在尚未读懂之前，就急于以某种摄影正统自居，画地为牢似地圈定哪些是摄影哪些不是摄影。这实际是将自己读不懂的陌生话语逐出视野（比如逐入“行为艺术”——一种边缘）。如果仅以用不用相机、暗房等就能判别摄影与非摄影，那是不是以有没有抒情、描写、人物塑造就能判别文学与非文学，以压韵或不压韵就能判别诗与非诗呢？须知自亚里士多德创建“诗学”以来，特别是经过20世纪前期雅各布森等人的“诗学”研究，仍无法给文学与非文学、诗与非诗的本质区分，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标准。因为一切取决于语境，而语境又是不能穷尽的。
刘树勇“观念摄影”在文本上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他的翻拍文本“戏拟”了原作的图象信息（字面意义层），但在“内涵”层上却颠覆了原来与图象已紧紧捆绑在一起了的，看上去已“自然化”（令人忽略其编码过程）、“中心化”了的“意义”。而这一切就是它（新文本）的“意义”。它并不试图真的建立一种新的图象与“意义”的捆绑关系，比如真的让人相信有“驻青岛的美军士兵在街头侮辱一位中国少女”这回事，相反的，它的“意义”正在于拆解这种捆绑关系，其本身就是对传统摄影中“字面义”与“引申义”（喻说的）之间潜在裂痕的一种解构。它所指涉的不在摄影之外，而正是摄影自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种关于“造假”的“造假”，关于摄影的“摄影”，关于照片的照片，具有某种元摄影（或曰后设摄影、自反摄影）的特征。
这种“元摄影”虽说在中国摄影中至为罕见，但只要稍具些“后现代理论”素养，便不难在——比如文学——中找到它的“同胞”。后现代文学文本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其“自我反观性”，如“元小说”。与传统小说那种在叙事上竭力让读者进入故事的努力相反，“元小说”常在叙事时有意识地把叙事形式自身作为叙事对象，并故意地让读者意识到小说之作为“小说”的虚构性。其实，我这里所说的文化研究也具有后设性，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的理论。
就摄影而论，无论是纪实摄影，还是风光摄影、人像摄影甚至广告摄影，都无一例外地要营造乃至伪造某种“逼真效果”。也就是说，它们的“字面意义”与“引申义”之间有着某种“默契”，某种“‘假’丑不可外扬”的“共谋”关系。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正是在编码过程中充当了其间的“黏合剂”。而刘树勇的修辞方式则恰恰相反，他所努力营造（或曰伪造）的是一种“逼‘假’效果”，是一种言与意相异的“反隐喻”，这种在中国摄影中尚属少见的“喻说格”，属于“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