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的《权力……》及其相关讨论
2007-11-11 10:01:31  

说到这里，我也有必要澄清一下。对于《权力……》，我曾说：“不尽苟同（或说是在特定语境下有条件的接受）它的观点”，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在一个有关出版法的学术讨论会上，看到这篇叫《权力……》的论文，我会毫不犹豫地反对它；如果在一个有关后现代的理论研讨会上看到这样一篇论文，我不会给予太多关注，因为它并未提供我新的知识；但当我看到这样一篇摄影作品的时候，则会感到它新奇有趣，我不会去过多苛求其中的“理论”是否严谨，因为那些文字只是这一“讽喻”式摄影作品的一部分。在此“讽喻”的语境中，去建立一套真理/谬误的二元对立话语系统，实在是“三家村学究”的见识。
尽管我为“观念摄影”做了如此之多的辩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特别支持或鼓励这一摄影形式。如果对所谓“元摄影”稍做一下“征候”式分析，就会知道，这一形式之所以在今天得以凸显，正是当代西方的“后工业文明”（或曰“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杰姆逊语），是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的一种“征候”的表征。“现实”或曰“生活”（借用一下现实主义的词语）已然失去了其“真实性”，而越来越像一道人工的“风景”。视觉感官方面的变异，我在论“纪实摄影”时已有所谈及，这里再谈一些价值、语义方面的“言意相异”。当一本“好”书，被等同于一本“好卖”的书时，“好”这个词的语义就“贬值”了。在与“坏”的语义对立中，就具有了某种无差异性。这时“言意相异”的过程也就开始凸显了。这种例子在今天触目皆是不胜枚举：歌星、主持人可以是“文化名人”，不良少年可以标榜为“新人类”，就连城乡结合部的小饭铺也纷纷打出“皇家饭店”、“帝豪酒楼”、“恺撒皇宫”之类的字号，而这一切又都与“市场”的需求、想象和塑造密切相关。当交换价值遮蔽了使用价值，价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所指”，成为一套空转运行的虚假符号。……在此语境中，“元摄影”作为一种“征候”而出现，也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了。接受“元摄影”，绝非是因其多么高超并加以推崇，而是接受“现实”的某种“表征”，不再对其视而不见。继续固守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语义崇拜，只能形成新的遮蔽和幻象。
就如我解构“纪实摄影”，也只是为了更新有关“现实”的陈旧观念，质疑其话语的霸权地位，而并非反对“纪实摄影”本身一样。我也不想在消解了一种将“元摄影”斥为“他者”、斥为“边缘”的“文化霸权”之后，再反过来建构一种新的“文化霸权”。如果真的有一天大家都一窝蜂地去“观念”，那无疑是“观念”的悲哀！西方就有人批评某些后现代文本是文化创造力消竭的象征。杰姆逊在讨论后现代建筑时便认为其特征是一种“拼凑”，看似讽喻，其实是一种对奇特的面具的模仿，是在用死了的语言说话。理查德·沃林在其《文化批评的观念》的中文版序言中说：“在后现代艺术和建筑中，模仿的运用不仅剥夺了各种风格的特定语境，而且剥夺了各种风格的历史感：它们被还原为许多符号，并且以部分类象的形式进行复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表现为物化的、零碎的和杜撰的东西——既是向内爆破的又是被掏空了的东西……与旧的意识形态相比，这种后现代主义做不到辨证地扬弃现代主义，因为这种后现代主义现在采用着包含着前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因素的通俗形式。”——这些都是在中国才刚刚开始的“元摄影”（或曰“后摄影”）所应留意的。再者，“元摄影”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总在“翻拍”之类的“故技”上做文章。更不必为了“观念”而“观念”，就如不必为了标榜“艺术”，而非得在脑后扎起根辫子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