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的《权力……》及其相关讨论
2007-11-11 10:01:31  

我在前面分析纪实摄影时，曾简单地提及现代修辞学的“喻说理论”。现代修辞学与传统修辞学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传统修辞学一般认为，语言日常所用的表义方式是“直言”的，也就是说以字面意义为主的（纪实摄影者有着类似的观念）。比喻（作为一种可增强表现力的修辞格）是非正规、非常态的表达方式。然而，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现代修辞学研究证明，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人认为只在一些专有名词中存在）。是先有“比喻义”（在汉语中也叫“引申义”）才有“本义”的（在摄影中，我只能谨慎地认为：字面意义是喻说过程的产物）。现代修辞观的这一转变，绝非语言学科内部的小事一桩，而是涉及到了人类的整个认识领域。“本质观”认为，人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自我”，有一种“中心本质”的东西可以作为自我体认的基础。而社会正是这些个人组合而成的同质体。与此相反，“修辞观”认为，人基本上是一种语言建构的产物，他对自我的体认来自他与其他人的日常对应关系。“自我”是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在与别人与社会的交往中，他界定着自我，同时也建构着社会的“现实”。除了这种日常的现实之外，再无其他“本质性”的现实。前面谈到的拉康的“镜像理论”、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福柯的有关论述等，就都是反“本质观”的。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结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阿尔图塞，只不过是对传统马克思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而已。
持“修辞观”，便离不开现代喻说理论。喻说理论又分二重式和四重式两种，为便于对摄影的分析，我一直取维柯的“隐喻、换喻、提喻和讽喻”四重式理论。隐喻，即异中见同，有学者认为，就是我们常说的“比喻”。但若从语义轴的“纵向聚合”关系看（参照雅各布森的二重式），似乎比“比喻”更宽泛。在摄影中，隐喻比比皆是：黄翔先生的《十月的螃蟹》就是某种中国式隐喻的代表。李媚女士对其曾有一段精彩评述：“这是中国摄影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摄影家对待生活的典型态度。面对激烈的政治变动，摄影家在家中以静物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摄影在这里没有现实的直接针对性，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用我的话说就是：隐喻中缺席的“在场”，对仗式修辞（中国特产）般的以静喻动。——李女士的评述话语在当今摄影界可谓凤毛麟角，所以至今记得。
换喻是在整体意义与部分意义相加间建立某种关系，在语义轴上表现为“横向组合”关系。报道摄影中，那些相互关联的“组照”，最能体现“换喻”的特征。
提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整体的本质意义在部分中得到体现。如，表现非洲难民的母亲干瘪的乳房、放在一只白色大手上的干枯小黑手等。另外，我个人认为：摄影中快门瞬间的把握，即是一种“提喻”。也是摄影区别于电影、电视的根本特征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摄影又可视为是一门“提喻”的艺术。
最后重点要说的是讽喻，讽喻在这四种喻说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本身就是对前三种喻说的质疑，是“反隐喻”，是诠释策略的“怀疑主义”。它突出了语言中的“言意相异”性，具有很强的批判能力。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资本论》第一章第二部分是对讽喻的运用，它要揭露关于商品价值的一切概念的纯粹虚构性质，这些概念的出发点都不是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真理认识。”
讽喻出现在中国摄影中，刘树勇的《权力……》大概算得上“首例”（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这也是摄影界看不懂它的一个原因。照说《权力……》也不过就是一种“怪”了点的修辞形式而已，看得懂也好看不懂也罢，何至于读解不成束手无策之际，转而便恼羞成怒群起而攻之呢？这其间的奥秘，其实就在于修辞编码中，被人忽略了的意识形态功能。隐喻之所以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被看作一种最重要的修辞方式，正在于它所携带的意识形态。解构主义认为，隐喻代表的是“一统性”的跳越与“必然性”（相对于“偶然性”）的价值，是对“形而上”、“逻各斯”或“超验的意义”的思念和乡愁的表现。必须予以解构。但在中国，似乎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