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理论：走向诗学
2007-11-11 9:55:24  

   在讨论什么是摄影理论时，我曾说：只有建立在诗学层面上的理论研究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摄影理论。然而，什么才是诗学研究呢？影界朋友未必都很清楚，有人甚至会误以为诗学是研究怎样写诗的。所以有必要仔细说一说。
诗学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一般认为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为发端的，而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近年翻译出版的《诗学史》（百花出版社），整整两大本，是一部名著，对诗学问题讲述得相当详尽。主持翻译工作的丛书主编史忠义研究员，在看到我的《摄影·批评·文化研究》系列论文后，撰文认为我有关“摄影是一种提喻”等提法，是对诗学理论的新的发展，并且特意把该文作为序言加在了《诗学史》的前面。那么为什么一般性的关于快门瞬间的讨论算不上诗学研究，而把快门瞬间上升到“提喻”以后，就成了诗学层面上的研究了呢？因为现代诗学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必须是“元语言”（也就是研究语言的语言，比如语言学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元语言”）层面上的研究。现代诗学所关注的对象，是文本能指间的关系（摄影文本的能指，就是光影形，我称之为“光影修辞”）。在这方面，雅各布森、格雷玛斯、托多罗夫、热奈特等人的贡献最为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认为诗学就是一种文艺理论，但又绝不是以前大家所熟知的那种在简单的社会学框架内，探讨什么“艺术起源于劳动”之类问题的文艺理论。现代诗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诗学，主要是研究文本形式规律的文艺理论。比如，同样是作为对“语言”具体运用的一种“言语”，为什么有的就成了诗、小说（名著）等经典文本，而有的则仅仅是日常用语而已？结构主义者认为：某些文本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文本，换言之，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乃是因为对语言的不同于一般日常用法的特殊运用。而这种特殊运用的规则又是有迹可寻的，只要找到了其中的“规则”，那么文学文本最深层的奥秘——文学性（通俗地说也就是文学所以成为文学的深层基因的DNA编码），也就昭然若揭了。
具体到摄影，我还记得前一段网上讨论过“照相”与“摄影”的区别，我也曾就此说过几句。老实讲，这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说得清的。不过现在先不管那么多，仅就汉语语境中的一般意指关系看，这两个词在本义上基本属于同义词；但在转义上，这两个词还是很有些区别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摄影理论”，不能说“照相理论”，说“摄影界”但不能说“照相界”。也就是说，在人们日常的语境里，摄影是指有特定目的的不同于普通照相的特殊的照相。这恰好与诗学研究中“日常用语”与“经典文本”的对立，形成了对应的关系。简单地说，摄影诗学所要研究的，是摄影之所以成为“摄影”，而不同于普通“照相”的，光影形方面的“语法规则”。这种“语法规则”的研究必须是建立在语言学（包括符号学、修辞学）层面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具体拍摄经验上的。为什么摄影诗学不能建立在拍摄经验上，反倒非要费挺大的劲建立到八竿子打不着的语言学层面上去呢？这大概是一般影友所最不能理解的，许多论争实际上就是因此而发生的。这其实也正是我之所以倡导建构摄影诗学的理由所在，简言之，经验性研究虽然是有用的，如人像怎么拍，夜景怎么拍，不研究是不行的，但作为一种理论研究其视野就太狭小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研究，在理论上是没有前途的，其无法探究文本的“内部规律”，并且也无力推动摄影在观念上的更新。对新出现的摄影现象（如“观念摄影”），也不可能做出理论上的分析和回答。其实这也正是文学、电影等其他门类的理论研究，纷纷进行“语言学转向”的主要原因。——可惜在西方学术界纷纷“转向”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却正在大搞“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纷纷“洗澡”。中国的学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拉大了与世界的距离。
在摄影诗学这样一个理论的平台上，还可以把有关摄影的研究加以深化，而并不局限于一般诗学理论的金科玉律。事实上，结构主义诗学原则也早已遭到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比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就认为，经典文本体现的是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白人的审美情趣，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而女性主义理论则认为，经典文本是以男权话语建构的，女性只是“被看”的对象而已。具体到摄影，这样的问题也俯拾即是，如为什么同样的照片（假定水平都一般），拍的如果是个大人物，就有可能成为经典作品（属于“摄影”），而拍的是小人物的话，则可能永远都只是一张纪念照（属于“照相”）？再如现在乱哄哄的人体摄影，大多拍得彼此类似，俗不可耐。这是人体艺术的某种“语法规则”呢，还是无知男人对其欲望对象的粗俗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