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理论：走向诗学
2007-11-11 9:55:24  

在今天的这个大众文化的消费社会里，“照相”与“摄影”之类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娱记们拍的歌星照之类，是“摄影”吗？与“艺术”有关吗？又为什么能卖钱？大量出版的“老照片”是什么？影楼里的婚纱照或写真又是什么？是“照相”还是“摄影”？这些都是结构主义诗学理论难以回答的。
尽管后结构主义（包括许多后现代理论），对结构主义的诗学理论给予了质疑和消解，但这仍然是在语言学（尤其是修辞学）层面上进行的，所以仍属于一种新的诗学研究。如偏重意识形态分析的有政治诗学，女性主义有性别诗学，而新历史主义又自称文化诗学……总之，离开了诗学的层面，当今的许多理论研究都将难以为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认为，建构一种摄影诗学，乃是摄影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
一种走向诗学的摄影理论研究，其意义还远不只是用来指导中国的摄影实践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当今西方的理论研究虽然发达，研究的领域也早已超越了文学，而遍及电影、电视乃至广告等等，但摄影却始终是其中的一个弱项。真正在诗学层面上对摄影进行研究的，应首推罗兰·巴特。他的理论研究尽管有着极大的创造性，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成果，有关其得失，在我与罗兰·巴特著作的翻译权威张智庭教授的对话录里，已经谈得很清楚了。而罗兰·巴特之后，西方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对摄影有如此深入研究的巴特式的天才。所以，西方的摄影理论，比起其他领域的理论研究来，也是相对滞后的。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从当今西方前沿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用来在中国建构一门摄影诗学的话，是完全有可能在摄影理论方面超越西方的。而在别的研究领域，则短期内基本没有这种可能。不要以为只有摄影创作的水平上去了，中国摄影才算登堂入室，其实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理论研究就已经进入了其“黄金时代”。以文学为例，许多代表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品，都来自拉美等“帝国的边缘”，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而欧美等“帝国的中心”，则主要是靠理论而非创作成为“文学盟主”的。这与20世纪以前的情况刚好是相反的。
诗学层面的摄影理论研究，还可以为各种新的视觉领域提供理论资源。在面向“读图时代”的今天，图文书充斥市场，视觉形象随处可见，而这一切又必将随着数码技术的成熟愈演愈烈……我们的生活将被大量复制的“类像”所湮没，甚或是取代。而这一切都亟待一种新的理论去做出界说。传统意义上的“纪实美学”，已面临严重的挑战，在今天，“记录”已很难再说是摄影的某种本质性的功能了。而以“修辞”来替代“记录”，以“影象诗学”来替代“纪实美学”，将从根本上打破传统理论的瓶颈。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的是，我为什么要提倡建构摄影诗学，而对有人一再提及的摄影美学反应冷淡呢？因为在当今世界的学术界里，美学同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一样，都遭到了各种后现代理论的瓦解，用杰姆逊的话说：“美学这个学科是被现代主义同时建构并消解了的，因为现代主义为崇高赋予了种种形式，这些形式总是在审美问题刚刚开始浮现的时候就把它们迅速铲除了。”虽然有迹象表明美学仍有复兴的可能，但未来的美学必须要能够应对那些来自后现代理论的挑战，从而与旧的美学大异其趣。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以往的那种美学研究，其意义就值得怀疑了。所以，在中国建构一门关于摄影的诗学，才是当务之急。   
2000、7、5
（本文发表于《人民摄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