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摘要(九）
2007-11-11 9:45:49  

藏策《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摘要(九） 
本文是赵毅衡先生特意为我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研讨会赶写的新文章。 
符号学的新面孔
 赵毅衡  
       
       多年来，一个幽灵在理论界徘徊，符号学的幽灵。但是最近这个幽灵附体重生了，成为一个新鲜活泼的生命，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中国理论界也为这个重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藏策的《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是中国符号学界的重要新成果。
       现代文论的四个支柱------作为文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现象学/阐释学，形式文论------各有其历史传统，也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正式起步。其中形式文论与传统文论的断裂最为明确，因此整个现代文论看起来是从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开场的。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演化，上世纪七十年代，形式论结合成一个相对完整而开放的理论集合。这是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在文学中形成的最扎实的结果。
       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出现了两个转向。一是“跨学科转向”，也称“文化转向”各种文化现象----电影批评，图像分析，大众媒介，广告新闻-----成为“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二是“批判转向”，文学理论演变成批判理论，任何评论，如果不能深入到意识形态层次，往往被认为浅薄。文学理论这个词，被“文化理论”代替，又迅速被“批判理论”代替。形式文论在这个大转向面前，似乎退居二线，成为学生起步的工具。一时，很多人形式分析已经退潮了。
       其实不然，形式论演变成符号学后，成为跨学科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批判利器，正好适应了两个转向的需要。后结构时期的理论家，几乎没有一人能脱离符号学：德里达直接推演索绪尔；拉康把弗洛伊德符号学化；“表演论”把性别研究深深植于符号学中；巴伯的叙述民族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符号学化。文化理论近年的大师级人物，纷纷转向符号学：博迪厄讨论文学场中的符号资本，波德里亚讨论商品社会如何变成了符号社会，霍尔与费斯克讨论俗文化如何改变了再现的基本符号特征，齐泽克讨论符号行为如何改塑当代意识形态。
       穿越文化理论的整个光谱，从一头到另一头，符号学成为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整个底色。这绝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人类文化原本就是由物质部分合意义部分两半合成的，当今文化的意义部分越来越增强。而符号学就是研究意义的学科，无怪乎我们面对的这个文化------任你称之为“小康之后”文化，“后现代文化”，或是“全球化与多元化对抗的文化”------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符号文化”。
       因此，符号学的复兴成为必然中的必然，成为公开的秘密。只不过这个符号学换上了新面孔，向我们抛出新问题。这个符号学，可以称为后现代符号学，可以叫做新符号学，我觉得应当称为“文化批判符号学”。
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指出过：符号学研究的是“撒谎的艺术”，只不过当代符号学研究的是：一个文化如何让消费符号的人，感觉到生活在货真价实的物质享受之中。我们生命的动力，来自在符号中构成的本能，而我们生命的目的，在于在时间的激流中够及某种意义之源，在于捕捉终极目的的浅薄替代。
 符号学与每个平民百姓的生活也已经密不可分：生活在当代符号世界中的人，各种感觉都可以被符号制作出来，符号已经成为潜意识中的本能：例如某种声音无可怀疑地具有美感，某种形体无可抗拒地具有性感，某种生活方式无可辩驳地具有幸福感，而某种语言方式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在这里，符号学的分析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