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文之六：“超隐喻”意指下的中国摄影：从“长城摄影”到《俺爹俺娘》
2007-11-11 10:04:02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那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一方——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其已远甚于所谓“超符码化”）。 比如，在战国时期的《楚辞》中还可以有《天问》（即问天之意）篇，但到了汉儒注《楚辞》时却说：“《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直至连君/官/祖/长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讳”，不惟不可追问，且不能言说/书写了。所以，我认为：汉语言文化中，与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相类似的，正是这种“超隐喻中心”。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汉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长城内外  
我在前面的《围剿“观念”的背后——细说刘树勇……》中曾引用高辛勇教授的话：“虽然中国的政治体制彻底改变，但语言以及刻铸在语言上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变换。五四运动使白话代替了文言成为文学创作语言，但根据大多数研究，文言里的修辞格，大部分仍旧保留在白话里。……这些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除传统帝制的价值、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因为价值与意识形态是由语言来夹带，是刻铸在语言里的，而语言并不能一下子换新，它所夹带的价值也一直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比较难以破除。”并提到：“在一个‘解符码’的时代，长城的拍摄者们却为何一再地把它‘过分符码化’呢？” 通过我对汉语里“超隐喻中心”的分析，可不可以说，长城拍摄者不断地将长城隐喻化、寓言化，正是这种“刻铸在语言里的”超隐喻中心“被内化、被我们接受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某种结果呢？在长城被拍摄成“龙”形，被隐喻成历史隐喻成民族等等时，长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追问的“超级能指”了。甚至可以说，今天的长城摄影已成为某种现代式的“祖先崇拜”了。
长城，作为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一座最为庞大的文物，其本身并非历史，而是镌刻着历史中种种权力、压迫、残暴、不公，以及战火焚烧、铁蹄践踏、刀创斧斫的遗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神话与反讽。在一种“超隐喻”化了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可以把长城建构成“民族象征”等不可追问之物。但在某种非主流的历史叙事中，比如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中，长城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强权、残暴的见证，成为了被排斥在主流历史叙事之外的，失去了话语权的民众的血泪记录。在此意义上，又可以说在每一块沉甸甸的长城砖下，都压抑着一个失去了声音的悲惨人生故事。在其恢弘建构的深层，埋藏着种种已渐为后人所淡忘了的深重的罪恶……
现在，我又需要做一些必要的申明了：我并不是在以一种好/坏二元对立式的话语说“长城摄影”不“好”，更没有说长城本身不是世界奇迹，不是“伟大的墙”，没有拍摄的必要。而是说现在长城拍摄者那种过于单一的“喻说”方式，使其“意义”固定化、模式化、宏大化、权力化、终极化了，这样就压抑了其他意义（比如我上面所分析的那些意义）的生成。其实古人早已赋予了长城以多元的意义：如“换喻”意义上的——长城与“孟姜女”们之类的故事（悲剧），乃至“讽喻”意义上的——“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讽刺剧）。而我们如果一味地在“超隐喻”里兜圈子，岂不成了画圈圈儿惟恐不圆的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