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文之四：论“自恋”，或曰一种精神分析
2007-11-11 10:02:09  

摄影界的另一次有趣的讨论是有关“自恋”的，即黄一璜的文章《摄影界有一种病叫“自恋”》。与其说这是篇理论性文章，还不如说是“摄影界目睹之怪现状”式的大写实、大暴光。而它的批评力度也正在于此。它之所以看上去有一种“理论感”，更多的是由于对“自恋”这一心理学用语的一种隐喻式修辞运用。所以，文章的基本语义对立仍是有病/健康，以及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疗救”、“药方”等……这些都未超出人们所熟知的表述方式，而且文章也大多说的是些社会学内容，并没有真的涉及多少心理学层面，故而这次不再像刘树勇的《权力……》那样，存在阅读上的“语言障碍”，参加讨论的人们似乎是都看懂了。
“自恋”是病态心理学用语，典出希腊神话：美男子奈煞西施（又译那喀索斯）爱上了自己，他拒绝异性的爱，每日沉湎于临池自照，最终坠水而死。按传统精神分析理论，“自恋”症的病因为：病患在性心理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心理挫伤（如“阉割恐惧”等），性心理被“固恋”在了“自恋阶段”，致使其成年后“力比多”冲动又“退行”到了早年（自恋期）的性经验中，因而性冲动投向了自身，而非异性。自恋症者有可能成为“易装癖”者甚或同性恋者。
说摄影界有“病”，这本身就是一种隐喻式的思考方式。在这一隐喻式的修辞运用中，黄先生所言说的“自恋”，显然使用的是词语的“引申义”而非“本义”。然而，也正是这种颇具“理论感”的对“自恋”的隐喻式言说，造成了讨论中的歧义丛生。同时，也限制了探讨的进一步深化。因为，如果在某种准心理学层面，或曰更贴近“自恋”的本义来讨论“自恋”，那么自弗洛依德以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研究表明，艺术家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自恋倾向”是不足为怪的，这种“病”甚至可以被视为是艺术创造的某种动力（九十年代初笔者在“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上就曾宣读过题为《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的论文，用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屈原的自恋型人格）。后期精神分析学家（如拉康等）进而认为，弗洛依德1914年以后，就把“自恋”与“力比多”概念置于一个更为连贯一致的语境里，在此语境中，心理能量即来自“自恋的情感”。——显然，精神分析理论并不支持黄先生有关“病”的说法。而在非心理学层面，或曰完全在“自恋”的引申义上讨论“自恋”，则“自恋”作为精神分析学的“语义代码”而又失去了与精神分析在理论上的联系，这就必然地导致了语义上的过于宽泛和含混。如果是在日常口语中，如此说说犹可，而在一个理论性文本中，这样地来分析“自恋”，就基本上是属于对“自恋”的误用，是有失严谨的。这样的讨论也无法在理论上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不过，虽然黄先生有关“自恋”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但他对摄影界某些现状的描述却是有价值的，表现出了难得的洞察能力和反省精神。那么，中国摄影界所表现出来的诸多“病症”，又该如何分析呢？在黄先生所说的“角色自恋”、“作品自恋”以及“角色与作品双重自恋”的种种表现的深层，又有着怎样的潜意识心理机制呢？既然黄先生已将我们带进了有关精神分析的“语义代码”之中，那我就也用精神分析的相关理论来继续这一探讨。
雅克·拉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四个最基本的概念是无意识、重复强迫、置换和本能。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你不能轻易相信那些“意识层”所表现的东西。例如，曾有一个反法西斯战士，夜里梦见自己与西特勒共进早餐。连他自己也大惑不解。其实，反法西斯只是他意识层中的一种理性意念，而在他的潜意识里，权力欲、自我提升的欲望等仍会以某种象征性的戏剧化场面显现于梦中。再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一向以一种夸张的男子气概著称于世。无论是他本人的酷爱斗牛、冒险，还是他作品中的那些硬汉故事，都为那些喜欢“寻找男子汉”的人，提供了一种典范。然而，海明威的研究者后来发现：海明威的男性能力不仅不象他自我吹嘘的那么“棒”，而且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阳痿患者。就连他晚年的自杀，也与他的性无能有着某些因果联系。他的夸张的男子气概、热衷冒险等，都不过是对他性无能的一种心理上的“过度补偿”。
人在心理上有一种“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当人们看到自己不敢面对的东西时，会闭上眼睛；当受到剧烈刺激时，甚至会昏厥；对不堪回首的往事会丧失记忆等……这些都是“自我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以避免受到更大伤害。再如，阿Q那著名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的自我保护。用“我们家以前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貌似“自恋”的自大、自傲，来维系心理的平衡。所以，用“自恋”来言说中国摄影界的“病”，只是道及了摄影界某些似是而非的表征而已。我认为只有用“防御机制”来加以分析，才能更好地剖析黄先生所例举的那些摄影界现状背后的深层心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