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文之四：论“自恋”，或曰一种精神分析
2007-11-11 10:02:09  

这种对“现代”（并非纯粹线性时间意义上的）无从把握的失落感、无助感、恐惧感，又往往会通过一种“换喻”，“置换”为对最“现代”的摄影器材、数码科技的占有，以此来得到某种“替代性满足”。这就是“作品是自己的好，器材是别人的好”的深层心理过程。当然，器材问题还涉及收藏等其他方面，这里暂不细论。不过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对器材（主要是数码科技产品）的占有，并非总是像持有一套数码相机炫耀于世人那样简单，还往往表现在一种对（科技）知识-权力-话语的占有上。以科技知识方面的一知半解来遮掩人文理论方面的缺失和无知。比如，那些关于“数码科技与摄影未来”之类的种种“宏大叙事”，便以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书写着未来的神话（我指的不是那些关于数码科技发展的技术介绍，而是以科技名义论述摄影理论的“论文”）。仿佛观念落后的中国摄影，一经搭上科技这班“直通车”，就可以跨越“现代”，直达未来。在这一乌托邦式的神话中，“科学”扮演着一位“新神”。人们也得到了某种救赎：影界同仁，皆大欢喜，你有我有全都有，披上科技新衣，老少爷们跨世纪！ 
这种“镜像”式的群体自我想象，给摄影界带来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我在前面提到过的“除幻”，当然也包括这种自我的幻象。黄先生的文章在这方面无疑是个良好的开始。不过，以有病/无病，以及疗救、药方之类古老的喻说方式来探讨问题（这种“转义”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防御），是否能触及问题的深层，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寡人有疾”到“五四”时的《药》，直至今天尚在谈及的“病”（比如前不久陈徒手先生就以《人有病天知否》来为自己的新书命名），历史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寓言，但这一寓言却并未能更多地使我们超越一种常识的层面。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理论批评是否该寻求新的“转义”，寻找新的寓言？
其实，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已经颠覆了有病/无病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德里达甚至称他是一个解构主义者。因为在弗洛依德的理论中，绝对的“心理健康”几乎是不存在的。正常与病态，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如此一来，健康/病态之间的中心/边缘关系，也就被“倒置”了。在此语境中，无论是批评摄影界“有病”、“自恋”，还是回护曰：无病、健康，实际上，他们都已被自己的话语所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