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文之四：论“自恋”，或曰一种精神分析
2007-11-11 10:02:09  

哈罗德·布鲁姆曾道：“为了自己把苍白的谎言说得更多姿多彩一些，人们使用转义。同样，为了隔离关于来自内心的危险的令人不快的真理，人们相信幻觉或利用防御机制，这样，他们看见的就仅仅是弗洛依德的所谓本我的不完全的和歪曲的形象。转义和防御可能是同一个过程。……在弗洛依德那里，防御与其说是一个神话学概念，不如说就是本能，同样，它也决不是一个辨证的概念。没有人曾经向我们证明本能存在着，但是，痛苦提醒我们，若不是防御机制的整个领域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着，我们的生活就一刻也不能继续。”
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防御机制”，不能说“防御机制”是什么“病”或什么不正常的东西，但“防御机制”又确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比如，“升华”就是一种积极的防御，而“否认”则属于一种相对消极的防御。黄先生文中所例举的种种“自恋”现象，依我看来，在心理深层上，正是以对现实的“否认”来维系心理平衡的“防御机制”在起作用。
所谓“角色自恋”，难道不是一种对“身份焦虑”的“补偿”吗？众所周知，中国摄影界里的专业/业余“情结”，简直就是中国摄影的“俄迪浦斯情结”——干脆就叫“恋专业仇业余情结”吧。专业人士、专业相机、专业镜头、专业技巧等，对于业余影友、业余相机、业余镜头、业余爱好等，无疑有着毋庸质疑的中心/边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业余摄影本应具有的优势，比如非职业化所带来的非功利性（并非出于为稻粱谋），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相对于职业摄影更显其高雅的情趣……质言之，未因职业化而被“异化”的东西，几乎都被遮蔽了。许多业余影友不仅失去了业余的非功利性，反而表现出了比专业摄影更强的急功近利性，变得更加功利化庸俗化。他们的作品大部分都属于我称之为的“新民歌运动体”，大都是些政治口号的影象版。这其中，“摄而优则专业”的企盼是起着很大作用的。我常在一些影友的文章中看到类似的叙述：自己因在拍摄过程中被别人当成了记者而感到兴奋。——在这里，相机成了灰姑娘的“水晶鞋”，扮演了一个可以改变主人公身份的神奇的道具。此类“寓言”中，身份的焦虑是不言自明的。——业余摄影人的这种自我边缘化心态，其实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人”的心理潜影阴魂未散的某种表现。 
而在摄影界的人员构成中，由“业余”而进入“专业”——“摄而优则专业”的情况不在少数。“恋专业仇业余情结”则驱动着无论是“科班”还是非“科班”的人们，以某种凸显专业（身份？形象？角色？）的姿态，来抵御焦虑，获取满足。“专业”，既提供给了他们籍以自我中心化的“权力”，又提供给了他们一个可供自我想象的“镜像”。因为他们的“专业身份”与其作品间有着一种“换喻”式的替代性关系，让他们能用某种“修成正果”之类的想象来聊以自慰，并籍此“否认”自己在摄影上的平庸（即所谓的“业余”）。
其实，所谓“作品自恋”、“角色与作品双重自恋”等诸多“自恋”，也都是上述心理过程的不同表现而已。中国的摄影，相对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落后状况，摄影界人士并非心中无数，尤其是在今天，当中国摄影身处“全球化”语境之中，在诸多有关东方／西方的叙述里，在“荷赛”、“接轨”、“同步”的压力下（只要看看李楠获奖后人们的反应就不难明了），若还能飘飘然地“自恋”，那才叫没心没肺！表面上的自恋、自大，其实正是内心自卑、焦虑的一种“过度补偿”，是“防御机制”的一种自我保护。就如人们不愿提及自己心中的隐痛，把某些忌讳视为彼此默认的禁忌一样。当人们处于同一语境，感受类似焦虑时，“否认”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便会得到某种“群体认同”，且彼此暗示，相互感染，变得过分发达，最终成为一种群体心理，就如面对洋枪洋炮赤膊上阵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一般。也正因如此，中国摄影界的某些“圈内”（或曰“中心”）才会对那些他们自己无从把握的全新的话语系统过于敏感，充满恐惧，如对刘树勇《权力……》的过激反应。而对某种自报“家丑”（如黄一璜先生的文章），更是视如犯“忌”，必欲乱棒加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