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写完朱宪民的访谈，因着他的黄河。今天，又一位和黄河有着深厚渊源的摄影家站在我的面前。李江树说：“于德水也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挣到了一份黄河人的光荣、、、、”两代摄影家，同样的黄河，有什么不一样的道路，有什么不一样的心路历程，我将探究。

和朋友在一起，我能做到的是：他爱说话，我就欢天喜地说；他想沉静，我也正乐得一起安详落寞。4月和于德水的云南之行就是一次宁静的旅行。虽然我知道这是一个谈话的好机会，省的回了北京河南再约来约去。可是从昆明到红河、从建水到元阳，冬瓜、阿炳、于德水和我，一路上，我们几个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语状态。甚至到了夜晚，天一擦黑我们就各自倦鸟般归巢，只想躺在床上静想各自心事。

我们沉默着，因为那种时候沉默是最舒服的一种状态。当然，我们相信能在不言说的状态中找到彼此需要的感受-----通过对方的沉静气息、凝视自然的目光、和手持相机的动作。

于德水大部分的时间都日常地沉静着。在他的沉静之后能感到他对事态的不冷漠。他是在人群中孤独地坚守着更多的真理、远离更多细微错误的那种人。

他静得让人敬啊！

 

民间万岁

-----于德水访谈

 

陈：好奢侈！我们又来谈黄河。

刚刚和朱宪民先生谈黄河。真巧！前些天到人民大会堂去听纪念冼星海100诞辰音乐会。完整的《黄河大合唱》听得人热血沸腾。当唱到《到敌人后方去》时，全场唱和。它不愧为中国音乐史上旷世千古的作品！当时我就想：中国每个公民都应该完整地听一遍《黄河大合唱》。

“黄河”是我这一段说的最多的一个词。

于：和你的黄河比起来，我的黄河就具体得多了。它和我的血脉相连。我的故乡是黄河的泥浆淤淀起来的深厚的黄土地。这里的每一颗泥沙每一粒尘埃都来自黄河。我生活的地方是豫东“黄泛区”腹地，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扒开黄河用泛滥的黄水阻挡日本人的地方。黄水退后是一望无际、饱浸灾难的土地。

我摄影的一开始就与一个主题联系在一起了，就是“黄河”。

 

一、在动乱的年代找了件喜欢做的事

 

陈：现在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讲，你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早年的生活中，什么是难忘的记忆？

于：红旗下的少年时光似乎要比儿时的印象要深，那时候朴素、简单的生活里倒是富有很多的幻想。1966年我小学毕业那年文革开始，社会动荡，生活也都被卷了进去。大人们包括比我们大一点的学生都投身革命了，造反战斗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去了。没有学上了，没有人管我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说的就是哪个年代里的孩子。

陈：据说，当时你生活的周口市街头二十多米宽、十多米高的毛主席画像就是你画的，而且“画得很像”。

于：是九宫格放大，与别人一起完成的。可能是由于性格的原因，那时候在我们家居住的机关院里，我对一群在那里画“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搞美术的人产生了兴趣，整天跟着他们写语录牌、画毛主席木刻头像，后来还画起了油画像，由此算是迷上了美术。而我学美术的这样一个过程则完全是一个颠倒的顺序，在整天用油彩摹画大幅毛主席像后，又背上画板去写生、素描，最后才去练静物、石膏。总之，是在那样一个动乱的年代找了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接近文革后期，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也终于迈进了中学校门。可没多长时间，我进了工厂。在工厂里我爱好美术的才能经常被利用，为当时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的政治运动服务。还是因了美术的爱好，又从工厂被调入了文化馆，专职从事文化宣传。后来之所以没有在美术的道路上继续下去，是因为1978年的那次高考。那是文革后期高校恢复招生的第一次高考，我报考了艺术院校，可结果是专业课通过，文化课却没过。由此对自己从事这个专业产生了危机，感到这个领域没得到专业教育的机会就不会有希望了，因为当时所在的文化馆是美术摄影组，我就转向了摄影。
   和我同龄的许多人对那个年代最深的记忆恐怕就是：在长身体的时候赶上国家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在长知识的时候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无奈和局限，我知道会让我们承受一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现在从事专业的年青人所能接受的教育和条件真是只有羡慕的份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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