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一次是与老侯一起拍麦客，记得是在关中道上的杨陵县。火车货场上，停在那里的一列列货车上爬满了麦客。我和老侯时聚时散地各自忙着拍摄。为了求得一个角度，我爬上了一节货车车厢的顶部，站起来拍摄另一节敞顶车厢里密密麻麻的麦客，当时的情绪已是完全沉浸在这一群群麦客里了，只是在取景器里角落处，余光感觉到一个远远的人影在上下窜动，定睛一看，是老侯在那里拼命地挥手提示我处境的危险，可能是他早已在喊叫了，以致我注意到的时候，他已失声了。一瞬间里，我明白了一切。我的头顶不足两米就是电流强大的机车导线，而它强大的电流足以把两米之外的物体吸附上去，万幸的只是此时在车辆调度时的暂短断电，当我从车顶下来，与气喘吁吁的老侯抱在一起的时候，才真正感觉到后怕了。一位货场的师傅说：几天前，就是类似的情形，一位麦客被电流吸附上去，人吊在上面滴溜溜地转了两个圈，“啪”地掉下来，成为一堆黑炭。

陈：天哪！
于：还有一次的拍摄经历，留下了难以忘怀，说不出的苦涩、甚至痛苦的记忆。就是那次“走黄河”的过程中，大约是六月初吧，我们一行人走到了黄河潼关段，时间正值麦忙时节，天气很热，近中午的时候，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又累又饿，想在村里吃点东西。当时我们一起的有五、六个人，在村里面转了半天，很多家都没什么人，都下地了。我们意识到，即使找到家里有人的户，也不可能让我们这么多人吃饭，我们就分散开，俩人一组分头去找。我是和李媚一起，可能是因为女同志与人沟通的优势，很快地我们就在一老乡家里找到了吃的，这户人家只有一位7、8岁大的小姑娘，她为我们端出一小竹筐的馍来，我记得上面还盖着一块抹布，虽说是干馒头就着水，也真是香啊！跟小姑娘聊着天，知道家里就她和奶奶两个人，奶奶天亮就下地割麦了。小姑娘的馒头让我们恢复了体力和精神，可我们看到院子外面的俩同伴又一遍地慢悠悠地晃了过去，看样子他们还没有找到吃饭的人家。在我们走的时候，就又带了两个馒头给他们去。在村头找到了饿着肚子的同伴，馒头就是救星呀，正在他们狼吞虎咽的时候，就看到村子里有人向着我们休息的地方奔过来了，一群人越来越近，看到走在前边的就是我们吃饭那家的小姑娘，领着一位80多岁的浑身被汗水浸透的，小脚老太太一晃一晃地向我们走过来，听不清咕咕囔囔地在说些什么，明显的是为我们来的。我们赶快都站了起来，这时小姑娘向老太太指着我们，说着我们听不清的方言，老太太满脸怒气，冲我们嚷着，看神情和态势，我们知道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开始还以为是不是因为没付钱什么的，赶忙递上粮票和钱，可她根本不要。这时周围已围了很多人。好容易我们才明白，我们刚才在他们家吃的馒头和带走的，竟是她们一家全部的口粮。老奶奶一大早下地回到家，还没吃饭！当我们明白怎么回事后，简直是无地自容！那种羞愧、那种窘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歉有什么用？狼狈、尴尬！这件事，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让人感到苦涩和伤痛。

陈：这个故事最好永远不要忘记。

于：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的前后，拍摄的一幅麦田里的农妇的照片，在出版我的第一本集子《中原土》时，我把她用作封面，那是我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里，所能留下的最深刻印象的酸甜苦辣，都和摄影有着关系……

四、我曾对我的照片空洞的做作感到脸红

陈：人最怕的就是没有觉醒。你在摄影方面的觉醒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

于：  用“觉醒”这个概念来概括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在摄影方式上的观念变化，也是贴切的。2000年我在《大众摄影》约写的一段世纪感言里，说自己早期的拍摄，眼睛是被蒙上了“一块红布”。这块被崔健声嘶力竭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红布”从我的眼睛上扯下来，是在特定的那个时刻，几乎是一瞬间的事儿。1983年《大众摄影》在北海为我们几个来自基层的作者举办的联展上，在普安殿布展，当我把自己的二十来幅照片挂到墙上的那一刻，我突然一下子失去了站在这些“作品”前面的勇气。両颊发烫，我转身就走出了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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