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何故？

于：我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就对那些照片的不着边际的空洞的做作感到脸红。而实际上是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走进这里的呀。那次跑出来，就再也没进去过了。
陈：很多人知道你在1985年拍摄的《大河万岁》，你认为至今它仍是你的代表作吗？
于：很多情况下《大河万岁》总是被认为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可能这与《十年一瞬间》那个展览有很大的关系。那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很著名的一个展览，这张照片当时被做成巨幅用在展览的首要位置。于我个人来说它该是代表我早期的理想主义那个阶段的。我自己更偏爱《中原土》封面的那幅《捡麦穗》的老妇人和《当年知情回乡来》专题的题头照片“回家”。这両幅照片与我个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契合更深。

陈：约瑟夫·寇德卡的《流放》、《吉卜赛人》，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的《劳动--工业时代的考古学》、《土地，无地者的奋斗》都对你产生过很大影响。

于：是的，我特别喜欢寇德卡和萨尔加多的照片对人性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表现。要知道，摄影能达到“视觉的经典”还只是一个层面，由此能让人进入一个思辨的空间，才是影像更大魅力所在，这才是摄影其“真实”表现的力量。

 

陈：摄影是苦差还是乐事？

于：我喜欢这种方式。用相机和眼睛或沉浸或游走于物态生活之中，用景象与人的交往是一种至纯的朴素，你的心绪、你的精神完全是一种归零状态，快门会完成与对象的沟通。一旦有了打开自己的感觉，实在是一种很惬意的事儿。

 

五、和侯登科的第一次见面就聊了一个通宵

陈：对你和侯登科友情最好的描写，就是江树的《诤友》。看了那篇文章不是用一个感动可以形容。

江树在文章中写到：、、、、故我们言说于德水，不能不提及陕西摄影家侯登科。他们于1983年在北京的联展上相识，新交如故，倾谈彻夜，各负纵横之志。后来就一起上路，去陕北，去关中，去陇东，去晋南，去吕梁……侯登科激烈暴躁，于德水冲和平缓，这两个男人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互为温润，互为撑持，在精神塌方的季节，在泛滥着图像泡沫的时代，推燥居湿，困坷劳瘁地守护着自己心中最后的圣灯。“

于：正是有着“共同经历”，我和老侯一起走过了日后的岁月。也是那个时候认识了李媚。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讨论，很投机。那次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种透彻的交流，一直没有中断。其间由于老侯工作单位隶属郑州铁路局，所以郑州是他常到的地方，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就很多。每有重要的远行，都是结伴一起经历的，甚至有几次“生死的患难”。老侯属于“思想型”的，他把自己与这个社会和着历史用生命咀嚼，努力地要用影像呈现他思考的印痕。在我们同时代人中，无疑他是被“思想的火焰”灼烤得最深喑苦痛的人之一。突然间过早的病逝，让他成为这一时期最具现实意义的文化标本个案。其生活阅历、思想历程甚至性格特征，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个案。

陈：在2003年春节刚过，我们赶到临潼参加侯登科的追掉会。你代表摄影界的朋友们发言，你念了一个“登科”便泪流满面，我几乎没听清你掉词的内容，但认定那是我听过的最好悼词！同行的体育报记者郭思也说那是她听过的最好悼词。那年9月，我和你一起陪嫂子在平遥古城南门看陕西摄影人为侯登科的纪念展，又是泪雨滂沱。后来看到你写的《冬天的永远》更深切体会到老侯离开人世你内心的啼血。
于：老侯在病重的时候，把他的底片、文稿和其他的一些资料交给了我和老李，委托我们为这部分东西找到一个永久的归宿。02年1 2月的一天，他在电话里说："来吧，快来吧！把东西整理一下吧。”在病榻前，我和李媚在万般矛盾中把底片和文稿进行梳理。每一个询问，都想让他少说些话，少一些痛苦，可又更想把那么多底片的情况弄得清楚一些。他喘着气，回答着一个个问题，常常地不得不停下来，歇一会儿，再接着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侯还是挣扎着尽可能地讲出很多问题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工作了七天。那一天，老侯看着堆在那里的底片和文稿，疲倦地问女儿："这是什么？"女儿轻轻地回答说："这是您多年的心血！"他微笑着说："这是我脱下来的衣服……我可以跳向大海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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