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但是这些图片的保存至今困扰着你们。侯登科生前曾表示，希望自己的摄影作品大多能够留在中国。你们婉言谢绝了许多国外的知名图片机构。可是在中国现在又没有这样的机构能够出面保存收藏这些照片。

于：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尽力保存好这些材料的同时，也在等待着能有一个机构来接收。

陈：你们希望能在3到5年内，为侯登科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生平纪念展的计划实行地怎样？。

于：去年他去世二周年的时候，我们为他做了一个展览“黄土地上的女人”。这个展览是他生前的一个愿望，也是他长期在做而没有拿出来的一个主题。等到适当的时候，再为老侯做一个“回顾展”。我想，侯登科的经历、思想、和影像代表了一个时代里，企图用摄影参与社会、以责任去关注中国最基础层面上民众生存状态的摄影人的努力跋涉的全部历程。

 

六、我老爱往那些干凅的黄土地跑

陈：最近我们有机会一起到了云南，这是你第一次踏足云南。你也看到云南是何等地丰富，云南摄影者是何等有福。你说你一直没有到这个地方来，是有一种本能的回避和拒绝、、、、

于：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到云南。似乎搞摄影的没到过云南确是不可思议。可能在我的潜意识，是有意地在回避的。不止一次地放弃来云南的机会，现在来看可以说是偏见了。过去对云南的印象就是绿郁葱葱的植物王国，而我老爱往那些干凅的黄土地跑，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一个人的早期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在审美取向上偏于苦涩、苍凉、悲壮？这次到云南来，感受很强烈。我惊异有那名多中原文化的历史遗存，在边地如此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在它的源生地早已是什么都看不到了。
陈：关于河南、关于黄河、关于土地、关于那里的人民、、、、、二十多年来，你坚持记录黄河，朴实有力的影象背后，有很明显的只属于你个人的印记。你的“文化上的自觉意识”如何发展而来？
 于： 那时候在我的家乡河南周口，还挺有一个炙热于摄影的氛围，一个小环境。85年我带了一支20人的队伍“走黄河”，从“黄泛区”的源头，决口处花园口，一路逆流沿着河岸走到壶口。

李媚是这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和外来者，侯登科是在洛阳与我们会合的。那家招待所的四人间里，用一溜两斗桌摆起了"宴席"，从来没有过过生日的我，感受了一把超乎手足的温暖。黄河岸边的脚步一点点地在开启着我们思想与情感的疆野，缓缓流淌着的金属一般的黄河水，积淀起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理解，对"创作"的质疑，从这时就开始了。那是一次永留记忆的跋涉，是一次永久跋涉的开始，母亲河岸边。在以后的好多年里，这条大河与它的子民联系着我们的摄影和思想。

那是第一次对黄河的认知，也是感受黄河和思考黄河的开始。当时国内文化领域也开始一种内省的思潮，寻找文化传统的根脉。张艺谋的电影《黄土地》就是那个时期的作品。实际上从那时候起，一直到今天的拍摄，都没有离开过这一个主题和主线，这些年虽也东南西北地跑了一些地儿，可我最主要的仍然是在这条主线上的延续。

陈：二十余年来，从豫东黄泛区开始，逐渐向黄河上游上溯、、、、

你一直在默默的拍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黄河几十年的岁月中所呈现出来的兴衰过程，表达自己对大地、百姓、庄稼的切肤之爱。

于：1985年到《河南画报》工作后，我做的第一个大的专题就是“中原大河行”，以连载方式做了近两年时间，这个过程也加厚了对这个主题的认识和感受。换一个说法，我是把这些、这个主题、这块土地上演绎的生活，当作一部大书来读的。

陈：你的照片有比较明显的地域色彩，大地在你的照片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土地支撑着你的摄影，你是从土地吸取养分和力量的人。

于：你提到的这些实际正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关注的主题。从一个人的生活来看，这些又是一个现实的背景与环境。我在这里生长、生活，这种联系是渗透的血脉里的。一开始接触摄影，拍摄的主题就与这些有关了。但那时是为某种需要而去“粉饰”去“创作”的。从北海普安殿那次“觉醒”后，我就开始重新去看这一切了，拍摄与思考。也开始看一些与这片土地、这条河有关的资料和人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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