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艺术中的人物和形象1900-1945
2006-10-2 23:16:40  

    为此，在法西斯的停滞不前时期，意大利的文化生活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足够大的空间，只是在三十年代末、二战即将爆发之前，法西斯才巩固了自己的防线，但已经不能阻挡业已蔓延的反体制思想的艺术家的潮流。三十年代中，在曾经主宰了“二十世纪”艺术阵营的各种规则和风格倾向的大气候下，出现了一群人，他们虽然藏身在表面的、天真的不一性下，但并不赞同“回归秩序”的理念，并开始探索其他的道路。在力争保存那种反形式、反古典的声音的艺术家中，马里奥·马法伊和雷纳托·古图索代表了一种极端的探索，用不同的方法同样地表现了焦虑和真实的张力。一方面是罗马卡沃尔大街画派的探险，它是所谓的罗马画派(关于所谓的“罗马画派”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它与“二十世纪”的反证，请阅读艾米利·布朗的简短透彻的文章《关于“二十世纪”和罗马画派》，发表在《罗马画派》中，展览图录，米兰，皇宫，1988年4-6月，Mazzotta出版社，米兰，1988年，第209-214页)的摇篮，1927至1930年间，它的主要代表是马里奥·马法伊、他的妻子安东尼亚塔·拉菲尔和他们的挚友西皮奥内。他们的历史始于1925年在罗马裸体画自由学校同窗就读的经验，这必然就与“官方的”历史交叉，这使他们在尝试了古风主义、形而上和古典主义之后，终于达到了与“二十世纪”的辩证的、但并非激进的对立，创立了一种全然独创的、充满激情的绘画，其中，色彩重新获得了一种表达的力度，它拥有一种浪漫的色调主义，在西皮奥内和马法伊身上，这帮助巩固了一种新的形式，它具有不是描述和分析性的、而是扼要和宣告性的召唤力。1933年，西皮奥内英年早逝，马法伊夫妇也离开了意大利，这终止了意大利艺术上一个短暂但紧凑的章节，它的遗产被其他艺术家继承，包括卡利、卡波格罗西、梅利和兹维利。
    雷纳托·古图索是米兰“潮流”小组的主要代表，这个小组包括十来个艺术家，他们在1938年时围绕在画家埃内斯托·特雷卡尼创立的《青春生命》杂志的周围。三十年代末，古图索就已经选择了“潮流”建议的反古典方向，针对地中海的和文艺复兴的传统，依据对阿尔卑斯山北部国家的反古典倾向的绘画作品的理论反省，这种方向提出了一种全然欧洲的观点，重新审阅梵高、恩索、蒙克、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尤其是毕加索的作品，后者的教诲被二战结束时的大部分意大利绘画创作所遵循。
    在“潮流”小组中，古图索是反抒情灵魂的最佳代表，他反对那种更倾向于色彩的、而不是形式的表达力的主线，而毕若利是这种主线的优秀的阐释者。开始时，古图索的绘画选择了表现主义的方向，逃避了任何古典性的嫌疑：他的历程的出发点是一种表现，其中，由夸张的线条和色调组成的形式和色彩在画布上混合，成为某种现实的不可区分的部分，它凝结了对“二十世纪”的规则和分寸的反叛，也许只有西皮奥内的空想色彩的画面才能与之相比。1937年，古图索在罗马定居，并接近所谓的罗马画派，四十年代初，他的表现主义的色调开始减弱，形象表现变得更加平和，例如“人物、桌子和阳台”（1942），其中已经能看到他对一种现实主义的追求，这种现实主义能够唤醒“一种新的审美敏感，它与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并驾齐驱，从泛泛的反资的叛逆走向了一种渐进的反法西斯的意识”。(弗朗西斯科·波利，《雷纳托·古图索：面对艺术和艺术史》，发表在《去世十载后回顾雷纳托·古图索》，展览图录，萨维利阿诺，1997年10-12月，Bianca&Volta出版社，1997年，第11-12页。文章曾是《雷纳托·古图索绘画作品的附有评论和文件的总图录》的前言，艾利科·科里斯波尔迪主编，Mondadori出版社，米兰，1983年)
    在那些年中，独自一人，波伦尼亚的画家莫兰迪也宣告了自己的不同性，他躲避热闹的外界，与政治疏远，只埋头耕耘他的艺术领域。日复一日、几乎走火入魔般地，他投身于研究和表现家常范围内的那少数几个小东西：瓶子、杯子、水壶和空瓶，它们留在桌上这一事实本身就成为他的诗学的理由、他的探索的形式和内容，这一切只是出于对唯一一种类型的热爱，那就是静物，虽然偶尔他也会放眼风景。评论家弗朗西斯科·阿康杰利在关于这位波伦尼亚艺术家的专集中这样写道：“1931年，他突然沉静下来，陷入沉默。谦虚地、既不让人难堪、也没人能够理解，他画画和制作版画，这在我看来是当时欧洲最大胆和新颖的作品。题材还是那些，但现在，接近1912年年底时，他重又开始纵深的探究，并在三十年代时以一种更坚定、悲伤、顽强的明智来不定期地继续这种研究…… 每件作品都是梦呓般的、强有力的、疯狂的、挥之不去的念头的见证，可说是对物体的化解性的攻击…… 但物体永不屈服。如果这些物体不是他的人质，那他就是它们的囚犯；它们是人质，而且肯定是中心材料。” (弗朗西斯科·阿康杰利，《乔治·莫兰迪》，都灵，1980年，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