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艺术中的人物和形象1900-1945
2006-10-2 23:16:40  

    这种新具象强迫症的起源是因为回归并没有被视为是对前卫的反动，而是被作为对古代和古典的当代召唤，是相信根据古典标准创作的绘画还能表达现代题材和情感。
    1988年，在一篇论“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文章中，法国评论家让·克莱尔这样解释，依据与古典传统紧密相关的模式来创作的绘画上的回归应该归功于“形式本身的生命”，它不是“……自动地、被动地、怀旧地回归以往确定的价值，而是在艺术史经历了1905至1915那疯狂的十年后……，把绘画的艺术建立在更坚固更稳定的基础上的需求的焦虑的表达”。(让·克莱尔，《关于魔幻现实主义》，发表在《魔幻现实主义》部分，展览图录，毛立兹奥·法乔罗·德拉科主编，维罗纳，盾牌画廊，1988年11月-1989年1月，Mazzotta出版社，米兰，1988年，第23页)
    当时大范围的理论争辩说明，回归并非修复古代风格意义上的回归，并不是与二十世纪早期的前卫语言唱反调。这种争辩在意大利和德国尤其活跃，它主要是针对“古典”的定义，如同意大利文学家、前卫末日的先知马西莫·本代佩利解释的那样，它不应该被理解为时间的限定，而是属于一种精神范畴：“任何一件能超越自身和所有实践的艺术作品是古典的。”
    形而上、原始主义、古风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客观、二十世纪：定义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和欧洲对古典形象回归的名字很多：作为对前卫语言的反抗，绘画上的回归满怀谦虚地开始引用意大利伟大原始大师的古老语言，乔托、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保罗·乌切罗，或甚至是古风文化的更古老的语言，如同当代艺术中最好折腾的毕加索在一些第一个十年中创作的杰作中表明的那样，其中首屈一指的是“阿维农的少女”。
走向新古典
    卡洛·卡拉肯定是最能代表从反叛的未来主义前卫到复杂的新古典的过渡的意大利艺术家，如同上面所述，这种古典的名字不一，动机不同，但它从根本上完成了欧洲绘画的倒车，使它面向一种受伟大的古典艺术传统启发的形象表现，它被给予现代的含义，由此成为一种新的表达范畴的标准。虽然它能表现当代、它的新神话、它的急躁和焦虑，可惜的是，在屈从法西斯文化教条的年代中，它也与体制鼓吹的理念同流合污，在古罗马的视觉遗产中，它找到了歌颂这个噩梦般的专制政权的理想模式。
    从过去的历史中浮现的这一古典元素，以不同的风格出现，构成了二十年代和部分三十年代的意大利艺术的最大新闻。卡拉最能代表这种意大利绘画的重大变化，他尝试了当代探索的所有语言，未来主义、原始主义、形而上、“二十世纪”的新具象画论，一直到清高地反对体制，这最后一个是体现在专制统治最黑暗的年代中的风景画中。他在《我的生涯》(卡洛·卡拉，《我的生涯》，收录在《文集汇总》中，马西莫·卡拉主编，Feltrinelli出版社，米兰，1979年，第752页)中这样写道：“改变艺术的方向便并不意味着否定所有以往的东西，而是扩大它的范围，使它能与另一种审美理念相切。发现以前忽视的新的关系，更好地睁开眼睛，来尽可能地理解现实的总和。”
    在形而上阶段中，卡拉创作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作品和一些颇为暧昧的作品，如“TA形而上静物”，在杰出地超越了这个阶段后，1919至1921年，经过一番周折，他从形而上那种白日做梦状态进入了“二十世纪”的具体的现实主义，创作了一些二十世纪欧洲艺术的最重要的代表作。“罗斯的女儿”、“等待”、“海边的松树”，它们是谦卑和伟大的结合，在复兴受伟大的意大利原始画家熏陶的纯净古风中，它们延续了传统，在当时的气候下带来了以往的奇妙、发现和惊讶的礼物，总之，带来了一种既富有道义感又富有审美感的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