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故我理解
2007-8-22 16:15:07  

Guy Debord）的分析就是最激进的例子之一。而我则试图弄清这一发展的结构特点。

但是，在市场的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则与如下事实相关：我们面对着一个异常丰富的叙事世界，其中的人物和参照对象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对许多人，包括艺术家来说，它是一个参照的源泉；为了暗中对它进行削弱和破坏，把它从目的性和短暂性中解脱出来，可以使这个叙事世界脱离广告话语，例如波普艺术家就能使偶像人物永恒不灭。

在《宣传压制》的结尾处，你提到依靠主流电影的符码和媒体的武器来进行颠覆的激进电影制作人。你认为他们失败了，并对此抱非常悲观的态度。你认为表现形式的工具化能产生颠覆行动吗？

IR：宽泛一点说，我只是援引了几个艺术家，他们抱着颠覆的热切愿望，试图用广告符号来尽力发挥一种批判性的话语。人们认为，相当数量的艺术家甚至理论家不理解广告与大众文化的界线所在，后者包括电影、音乐、漫画之类。就我而言，我相信广告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可以把叙事小说的话语同广告信息分离开来。许多很有才气的电影制作人也拍摄广告，但并不因此而失去信誉。

语言本身似乎也受制于广告修辞了。从媒体领域开始，我们逐渐形成一种包含着广告的语言，对话时也总是包含着广告信息……

IR：对，我们可以引述一下心理分析学家Duffour的观点。对他来说，广告甚至是不同社会集体认同过程中的一个决定因素。广告创造出承认的符号；集体理念成为认同的符号，而某些起源于广告的词语用法也渗透进了大众的语言之中。

你认为，因为受制于直接性的要求，记者已经成为一个交界点。在信息传输中，记者似乎不再是一个核心要素，那么信息用户是否就此取代了记者？

IR：系统的运行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已不需要记者作为过滤器来保证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记者这一角色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他的工作就是和信息打交道，而这种工作要付出成本。在一个立足于主动付费的系统中，必须限制产品的成本。如果机器能够使我们看到事件实况，就不需要解说了。这一系统建立在直接接受信息这一消费欲望的基础上，最好的办法就是对事件进行直接的报道。因此，媒体系统取消了不必要的中介。这就好比超级市场，它使人可以直接接触到商品，不再需要销售人员。我们从网络上就可以看到加沙或耶路撒冷大街上所发生的事情。媒体系统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观看就是理解”。我们应该记住，这正是伽利略被推上审判庭的原因！它是和所有的理性思想体系相矛盾的。当前的体系只能导致非理性和错误。

这一观念还认为，信息很简单，是随手可得的，因此人们可以使自己不受蒙蔽。所有的信息都被简化为视觉景观，而观念不具有视觉形象，因此就不能被呈现出来。我们知道，要解释体表寄生虫如何导致脚部和嘴部的坏死，是很复杂的事情；因此要在三分钟之内说清中东的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媒体系统提供了大量可以轻轻松松地消费的形象。目前，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信息，也分不清远和近，这种情况和事件的真正复杂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表明，媒体系统发明了一种方法，使人们相信它产生的信息很容易消化。

信息提供的多样化可以产生一种显而易见的浮雕感，这就有可能透过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来把事件弄清楚。

IR：是这样，只要你接受这一观念：人们获取信息是主动的，而不是被牵着鼻子走。人们经常批评电视没有向观众提供充分的信息，然而观众却常常是躺在躺椅上解读信息，好象通过某种魔法，信息就能进入他们的意识！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如果一个人想要廉价地获得信息，他就必须花费时间；他必须查阅报纸，从互联网上搜索信息，而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

媒体系统在渲染它所预测的事件后果时很成功，甚至很过分，就像博德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