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的眼光(一)
2007-8-22 15:57:56  

 
19世纪晚期，对文明的价值的怀疑就更为紧迫了，原始的生活再一次被当作解药。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异域大陆去寻求原始因素：它是在文明自身之中被发现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1872）中提出的这个观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狄奥尼索斯节日使人们从文明甚至个体的重负中临时得到解脱，允许他们借助于音乐和舞蹈把郁积已久的冲动释放出来。通过对残酷和野蛮因素的发泄，狄奥尼索斯崇拜被结合进希腊文化之中。尼采认为，希腊文明的最高成就，雅典悲剧，就是两种冲动的产物——对美与和谐的阿波罗式渴望和对陶然忘我的本能释放的狄奥尼索斯式渴望。[29]
 
总体来说，如果把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这一对立放到尼采美学的整个体系中来理解，我们可以看出，其中至少存在着两种对立，一种是自然与文化的对立（狄奥尼索斯/阿波罗），另一种则是审美与认知的对立（狄奥尼索斯、阿波罗/苏格拉底）。很明显，如果世界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才具有存在的理由，如果在“真理”中人们面对的只能是死亡，那么就必须摒弃对世界的认知态度，而代之以一种审美的眼光。不管是强调自然还是审美，这里都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反理智主义倾向。事实上这种反理智主义的倾向也包含在阿波罗式的目光当中。托马斯·曼在其小说《威尼斯之死》中顺着尼采的思路对阿波罗与厄洛斯（爱神，也代表欲望）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学者们指出，曼的这篇小说受到了尼采《悲剧的诞生》的影响。[30]在小说结尾，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句子：
 
斐德若（Pheadrus），你要注意，美，也只有美，才既是神圣的，同时也是可见的。因此，我的小斐德若，美是感觉和艺术家通往精神的途径。可是亲爱的，你是否相信一个通过感觉抵达精神的人能获得智慧和真正的荣耀呢？……如果没有厄洛斯（Eros）作为我们的伴侣和先导，我们诗人是无法通过美的道路的。[31]
 
这是对柏拉图《斐德若篇》的转述。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到四种由神灵凭附的迷狂（mania）：预言的，教仪的，诗歌的，爱情的。在爱情的迷狂里，人们能看见美，而这种美“在诸天境界和她的伴侣们放着璨烂的光芒。自从我们来到人世，我们用最明朗的感官来看她，发见她仍旧比一切更明朗，因为视官在肉体感官之中是最尖锐的；至于理智却见不着她。假如理智对她自己和其他可爱的真实体也一样能产生明朗的如其本然的影象，让眼睛看得见，她就会引起不可思议的爱了。但是并不如此，只有美才赋有一种能力，使她显得最出色而且最可爱。”[32]托马斯·曼于是把美的这种性质跟太阳联系起来：
 
太阳把我们的思考能力从理智之物转向感性之物。它用美和表象的光芒迷惑我们，使我们相信，任何事物，甚至真理本身，也不能从别处而只能从太阳本身那里去寻找。……日光使我们忘记晚上的梦，同样，太阳如此地迷惑和麻痹我们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以至于在快乐和崇拜中我们忘记了一切理智之物。[33]
 
这也许是尼采把阿波罗跟Schein（发光；假相）联系起来的原因之一。
 
 




[1] See Jacques Derrida, Memoirs of the Blind: The Self-Portrait and Other Ruins, Translated by Pascale-Anne Brault and Michael Nas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122-26.
[2]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20页以下。
[3] See Eric Blondel, Nietzsche: the Body and Culture: Philosophy as a Philological Genealogy, Translated by Seán Hand,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