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摄影史成果成为公共财富
2009-12-3 15:49:37  

写在“影像芳华·我的1949”系列专题暂告一段落之际

    作为本报策划的向新中国60华诞献礼的重点报道之一，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影像芳华·我的1949”老摄影家口述系列专题到本期（详见3版）就全部结束了。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未能一一登门拜访采访计划中的不少老摄影家完成采访和写作，但在前后5个月时间里，进入我们视野，并向我们亲口讲述他们在1949那个风云激荡年份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老摄影家和老摄影工作者，仍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本报的报道乃至摄影史研究带来了光彩。他们的人生经历，他们的激情往事，在今天看来都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1949年，解放全中国的号角早已吹响，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巍然屹立，无论是否亲身参与，每位受访者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及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欢庆与沸腾。他们在这个特别年份里的人生履历集合在一起，足以构成1949这个新中国发端年份断代史的一个侧面。
    在每个重要纪念日来临之时，回顾已成往事的经历，回望曾经走过的足迹，是几乎所有媒体和出版策划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不可否认，我们遇到的情况往往是，一旦纪念活动达到高潮后慢慢冷却下来，相应的策划便会随之戛然而止。国庆节之后，一位老摄影家在得到本报记者的采访请求后，第一个反应是：“国庆60周年的庆祝活动都结束了，你们还有必要做么？”
    作为一项重点报道策划，本报的“影像芳华·我的1949”亦未能免俗地结束在今天。这个专题在应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盛世庆典之余，也可以让广大读者温故知新，在重温1949年摄影历史中的人和事的同时，获得一份收益，引发一份思考，更寄托着本报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从第八届全国摄影理论研讨会开始倡导的摄影史研究工作留存宝贵资料的一份责任。2009年，在中国文联和国家有关部门鼎力支持下，中国摄协批准立项并启动“中国珍藏新闻历史文献数字化集成工程”，国庆前夕推出“口述影像历史”丛书中的两册。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报利用传媒平台，推出这样一个专题，也算是以一己之努力，为这项工程添砖加瓦。
   在策划、采写和编辑过程中，我们曾着力关注曾经历过革命战争时期历练的老一辈红色摄影家，他们大都年事已高、贡献巨大，而且多少总会有生平的影像和文字资料留存。我们力图做的工作是助其细化，将1949年前后的所有经历尽可能详细地予以讲述。
   本专题自6月23日推出首篇后，本报编辑部很快就接到摄影界及社会各界的来电来函。无论是摄影界专家还是普通摄影人，在对这个专题予以赞许的同时，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线索和建议。其中，先后接到的多个电话都是试着推荐自己或者亲人成为我们的报道主人公的。
    对于一份摄影专业媒体来说，能够有更多陌生同时又极具历史研究价值的资深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进入视野，是我们求之不得的。
    主动打电话给我们的新华社老摄影记者孙丕永老人用近万字的篇幅，亲笔写出自己1949年的传奇而惊险的故事，他曾向本报赠阅其离休之后的图文书著作，但对其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工作经历，我们竟一无所知。
    居住在徐州的高洪鹏老人，尽管摄影在其从事科研等工作的生命历程中仅是个片断，但其当时记录下的重庆解放和国民党撤离“中美合作所”并惨杀革命志士后的第一现场，无论对革命史还是摄影史来说，都是珍贵的图像资料，而这些资料已尘封了60年，本报是因为推出这个专题，而有了首次披露这些照片的机会。
    扎根上海60年的吴四一老人是本报记者在上海采访期间循着其在当地举办的影展访到的，辗转定居杭州的吴大中老人则是本报从相关媒体发现线索后联系的。
    我们一直想努力做一些摄影界相对陌生的老摄影家的采访，即便他们的经历未能与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有过交汇，但也应该足以为我们还原1949那个年份的社会现实与摄影人生活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