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摄影史成果成为公共财富
2009-12-3 15:49:37  

    有不少老摄影家谦称，自己在1949年的经历很少，有的工作相对稳定了，有的转行做了其他工作，没有更多事情可谈。我们在与其交流的过程中，反复说明，无论是什么样的岗位，无论做了什么平凡的工作，都肯定与60年后的今天有不少差异，复原那个年代的丰富历史细节，是我们做好报道的诉求。于是，年过八旬的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历时多日写下了20000余字的回忆录，尽管本报只能呈现少半部分；于是，我们记录下许多老摄影家讲述的一些今天看来有些花边的新闻，记录下他们有些与摄影似乎关系不大的曲折经历；于是，当年普通的照相馆经营者李东林老人的人生经历也能与开国大典的拍摄者侯波、孟昭瑞、杨振亚等进入同样的栏目；于是，文章全以第一人称口述呈现，采访者只需倾听和整理，尽可能地还原现场感……
    本报采访报道的19位老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1949年前后的人生经历和作品通过本报传播，不仅可以为有关研究者提供线索和一定史料，而且也可以让更多读者从更丰富的层面了解他们为中国摄影事业所做的贡献，在中国摄影史册上书写的光辉。
    在2009年，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年过八旬的著名摄影家、学者顾棣毕多年之功于一役，推出120余万字的重头著作《中国红色摄影史录》；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的《红旗照相馆》和海天、肖炜的《红墙摄影师：历史瞬间永恒记忆》等涉及摄影历史的专著开始在互联网上连载，成为社会公众读物。“影像芳华·我的1949”系列中的许多文章，也通过腾讯网等得以更好传播。
    作为共和国发展历史的见证者，许多摄影家的人生经历和所见所闻本身就足以构成一部很丰富的个人史，他们的见闻加上亲自拍摄的图像，肯定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今天，在历史研究成为显学的大背景下，在“百家讲坛”等电视栏目开始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历史研究成果的时候，摄影史研究的成果如何通过媒体传播，如何更好地转化成为社会公共财富，如何被更多公众所关注，正是需要摄影界和学术界研究的和思考的。
    客观地说，“影像芳华·我的1949”专题，只挖开了这一年摄影历史的冰山一角，只是一项基础之中的基础工作，专题中的稿件难免也会有疏漏和遗憾之处。这些稿件能否成为信史，成为将来更多被史学家所参考的重要资料，还要看我们在未来能做多少有益的补充和修订。
    愿“影像芳华·我的1949”系列专题的相关材料得到更多的关注，得到更多的完善，得到更多的传播，得到更多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