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你其实一直不遵循任何流派、体系、观点，这些都破坏不了你摄影的秩序感。我发现，你拍摄任何题材都能找到独特的表现手法、、、、、、

刘：我始终认为追求影象形式上的新颖是有意义的。因为人的视觉最不喜欢不断重复的形象。照片的形式千篇一律，人们也会视而不见，甚至产生厌恶情绪。你拍摄的内容再重要，也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当时间长了以后我发现，一些新角度也成了老角度。我意识到，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新颖是不够的，创新不应该只表现在镜头效果上。构图、光线、角度、线条、质感这些摄影语言对于新闻摄影来说，它们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记者的职责首先是让读者获取信息，同时要特别注重人物的情感表现，通过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他们的真实处境和真情实感。应该在对新闻事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找到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心到才能手到，眼低不可能手高。

 

 

陈：也许很多人想知道你使用什么样的器材，而我更想让你回顾一下你使用过的机器。20年前入新华社，我使用的是禄莱120。老记者李基禄带我们这批大学生去十堰拍照，光讲对焦就把他口舌费尽！

刘：现在采访时携带的器材已经与我刚进新华社时有天壤之别。20年前，我们的器材配备水平与国外大通讯社的记者还是有差距的。当时配给我的是一台老同志淘汰下来的莱卡M3，带35mm、50mm和90mm三支定焦镜头。1991年我到伦敦常驻时，带的是尼康FM2和尼康F3。到当地一看，英国记者大部分已经用上尼康F4。我的发稿设备是一台滚筒式照片传真机，这意味着到任何地方采访要传出照片，都必须同时带上放大机。

1992年秋天，新华社派我去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波黑采访。我提的唯一要求，就是配一台底片传真机。我想，新华社不能再让我扛着放大机上战场吧。尽管当时底片传真机在新华社也是稀罕物，可还是挤出一台带给了我。事后证明，这绝非多此一举。因为我们在波黑住的地方经常停电，根本没有条件放大照片。我每天采访回来，冲完底片，再步行到当地的塞通社发稿，他们有自备的发电机，我的底片传真机也放在那里。省却了放照片的工序，大大解放了摄影记者。但还是不能做到随时随地发稿。

这个梦想在我1999年到阿尔巴尼亚采访科索沃危机时，就基本上实现了。当时我第一次使用了佳能数码相机和小型卫星电话。使我在新闻现场就可以直接发稿。我曾经为了拍摄阿帕奇直升机从意大利的空军基地调动到地拉那的新闻，而在地拉那机场等候了四天。当时普遍认为这一行动是北约部队发动地面战的前奏。傲慢的阿帕奇在第四天的傍晚终于出现在地拉那的上空。飞机刚刚降落，我的照片也上天了。

这些年，新华社加快了摄影记者器材的更新速度。以前年我赴土耳其和伊拉克北部采访时配备的器材为例：两台佳能1D数码相机、15-35mm、28-70mm、70-200mm、100-400mm、1·4X和2X增倍镜等六、七支镜头。发稿的方式选择性更多了：上网、手机、座机，实在不行还有海事卫星电话。这样的配备我们不比任何国家的记者差。

器材的进步不仅使拍摄一张照片变得更容易，而且带来了工作方式的变化。

 

 

陈：我们好同事王岩在今年八月十五的前两天因公殉职。十五年前，他刚毕业就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一起搞了很多好的专题。直到现在，我心里的痛无法用语言表达。

几天来，我在网上给他写了很多话：“王岩！ 认识你十几年，你就是这么笑意盈盈地温厚着、诚恳着、甘于平凡着、好心好意着、、、我知道这背后你有很多承担和忧伤不为人知。你从来不打搅人，不惹人、不强加于人。你好好地、慢悠悠做事；好好地、体体面面地做人，做了再大的事再荣耀的事你也悄悄的、、、

一直没来得及告诉你，我是多喜欢你的纯良淡泊的为人啊！我多喜欢你拍得那些温暖深厚的照片啊！我原来以为我有的是时间告诉你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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