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平常心做正经事-----刘宇访谈--

刘：在国外工作对人的锻炼是全方位的。我曾经分别在伦敦分社和华盛顿分社常驻。《洛杉矶时报》曾让70多个驻外记者描绘他们对自己职业的感受，他们用的最多的是“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这十个词，也或多或少能表达我自己对驻外摄影记者的一些感受。你突然被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须和令人焦虑的环境搏斗。那个国家发生的所有重要事情似乎都与你有关。你翻开报纸，每天都有新闻发生，但摄影记者必须事先得到线索，然后还要确保能到达现场，这其实是比拍摄本身更要紧的问题。我两次驻外都是在世界上新闻业最发达的地方。华盛顿和伦敦也聚集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摄影记者。我采访白宫新闻比较多，几大媒体派到那里的都是各自大牌的记者。其实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硬碰硬的，因为大家在同样的拍摄条件下拍摄同样的对象，高下一望而知。一般总统活动过程相当程式化，给记者的时间和角度也都有严格的限制，比如，椭圆型办公室的活动一般也就让记者拍一、两分钟，后边的人还没进去，里面已经在轰人了。但让我佩服的是这些“白宫记者”发出的照片常有新意。我习惯将我拍摄的照片与第二天当地报纸刊登的照片作比较，从中受益不少。

在摄影部这么多年，我好象很少主动要求什么事情，包括去美国、英国常驻，也包括这次到地方挂职。我不想干扰领导的战略部署，呵呵、、、、、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不管大事小事，我会认真做好每一次采访，用照片来赢得大家的信任。也许我不一定比别人做得更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当你这次做好了，自然就不愁有下一次。公平的领导不应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刘：可不敢说“次次”，我也有败走麦城的时候。不过我常想，每天不知有多少摄影记者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奔忙，但是当那些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有幸恰恰置身在那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点上，这对摄影记者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感谢新华社给了这些机会。

在九十年代好运气一直伴随着我，有时好到天上掉馅饼的程度。92年11月的一天，电影导演李少红去伦敦领奖。我当时是伦敦分社的记者，使馆文化处的同志让我带她在伦敦转转。本来说好去格林威治天文台，半路上鬼使神差地转道去了温莎堡。温莎堡是英国女王的行宫，距伦敦大约50英里。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看到远处有黑烟升起了来，以为是工厂在冒烟，但是随口和李少红开了个玩笑：“今天温莎堡要是着火，咱们可赶上大新闻了。”当我们从高速公路上下来，越来越接近温莎堡的时候。我们终于看清了，确确实实温莎堡着火了。我成了最早赶到现场的记者之一。这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刘：对！至今令我难忘。奥运会新闻中心和奥林匹克公园只有一街之隔。每天最早开始和最晚结束工作的总是新华社报道组。那天凌晨1点多，从奥林匹克公园方向传来一声闷响。没有人发出命令，新闻中心新华社办公室仍然在工作的三名摄影记者本能地扑向照相机，先后冲出了办公室。所有人都在向外跑，只有三种人向里冲：警察、医生和记者。我凭着感觉一直跑到公园的围墙外，看见马路上或坐或躺的一群伤员。我举起相机刚拍了几张，警察就开始驱散人群。我庆幸自己早到一分钟，拍到了新华社距第一现场最近的照片。随着警察封锁圈的扩大，我且退且拍。那时虽然已是凌晨，但我毫无倦意。我知道，此刻正是在合适的时间处在合适的地点，我没有理由不珍惜机会。第二天早晨，到新闻中心上班的记者们吃惊地发现，新华社办公室的挡板上已贴上几十张几个小时前发生的爆炸事件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