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波黑、科索沃、伊拉克、、、、、你是少数真正经历过战争的摄影记者。

刘：我可从来不敢称自己是战地记者，除了波黑那次算是比较接近战争的中心，其他几次不过是游走在战争的边缘而已。在上级的命令面前，记者和士兵一样没有选择，这是本份。在去波黑采访的飞机上，我看到报纸头版登着一张照片，英国一个11次采访战争的老记者被洞穿其腹，倒在波黑战场，而在他之前已经有36个记者在波黑内战中丧生了。比起这些九死一生的战地记者，我们算得了什么？

陈：在离危险很近的地方，你害怕吗?

刘：只要去了热点地区，我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最接近核心的地方，当然不一定每次都能如愿。当意识到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有一些活思想。不瞒你说，去波黑之前我还家里人写过些文字留在分社的抽屉里，回来就撕掉了。但是一旦置身其中，出乎我自己预料的平静。

陈：你又怎么能做到经历了那么多重要时刻仍能深藏不露甚至更加谦逊？

刘：我不太喜欢成为大家注目的中心。我一直觉得记者是报道别人的人，没必要成为别人报道的对象。就是你这次访问，我拖了也整一年了。有些媒体为了宣传自己，在一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介绍自己记者的工作，我完全可以理解，记者也应该给予配合。有时报刊约稿，我也会写点采访记什么的。但是没完没了地重复自己那点事甚至是编造故事，实在是很无聊的事情。摄影记者应该让人记住他拍的照片，而不是拍照片的人，摄影记者永远是在照相机后面的人。

 

 

 

陈：虽然你自谦“不过是比较认真完成了摄影部交给我的任务而已”，但你怎么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完成任务？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完成新华社的重要任务？

刘：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永远以职业精神来要求自己是最重要的。

工作的动力首先来自职业的荣誉感。我一直觉得不能单纯把摄影当成谋生手段，只为发稿定额和奖金拍照片。记者的职业荣誉在于深刻关注和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他们的工作甚至能够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如果你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也会甘之如饴。

我们应该承认摄影记者的专业性。尽管人人都可以学会照相，但是绝不是人人都能当一个好摄影记者。我还记得你在很多年前与陆晓华、许必华合作发表过一个对话录，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你甚至相信一个人的形象敏感是与生俱来的，我也相信这一点。一些媒体发给文字记者一些傻瓜相机就认为可以全部代替摄影记者的工作，这是对新闻摄影的不尊重。另一方面，摄影记者自身应该时刻以职业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样才有存在的理由。我的每一次采访，哪怕是很小的采访，我也一定是等到最后，看看有没有机会拍到比刚才拍的更好的照片。我总想，我不一定拍得比别人好，但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的最好。

专业要求体现在新闻摄影的每一个细节上。摄影器材的进步使我们获得一张高质量照片比以前更容易了，似乎大家对技术问题的关注程度也因此降低，但因为技术使用不当而毁了一张好照片，这样的教训并不仅仅属于初学者。在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110米决赛前我把拍摄点选了多数摄影师不会选择的看台侧上方。在悉尼奥运会上，我曾经在这个角度用长镜头把8名运动员压缩在一个画面中，如同一幅“八骏图”。这次我仔细考虑了几乎所有技术因素。为了获得更大的图象文件，我将相机设定在了RAW格式上。但忽视了文件大了连拍的数量会减少，当刘翔起跑后我就开始拍，达到最佳瞬间时，我的快门却按不下去了。尽管田径不是我主拍的项目，我的同事们出色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样“细节决定成败”的教训还是够我记一辈子的。

陈：在新闻原则和你的影象审美上，你如何找到平衡？

刘：在80年代拍中央新闻的时候，我对影象表现的千篇一律有些想法。但是开始我一个新人是不可能获得很多重大报道采访机会的。几年以后机会多了，我就开始尝试一些形式上的创新。比如欢迎仪式没有我采访任务的时候，我也背个那时很少有人用的500毫米以上超长镜头到现场寻找新角度。当时对新华社记者的限制还比较松，可以在现场游动。不同的器材、不同的角度，带来的是不同的影象效果，主要的特点是结像大了、构图新了。当时的发稿环境也比较宽松，这些照片发出去以后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关注。我记得《人民日报》的许林曾在1987年的《新闻战线》上撰文对这些探索给予肯定，甚至用了“新闻摄影的春天”这样的标题。当时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本新闻共11页,当前在第07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