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盯上了跳水馆顶棚的灯架，上面有一圈窄窄的通道，俗称“猫道”。男子双人3米板比赛前运动员热身时，我未经请示悄悄爬了上去。我承认当时确实是想钻个空子，我担心如果事先打招呼，很可能被拒绝。我刚拍了几张，就有工作人员招呼我下来，我用手机给科斯塔拨了个电话，还没有等我解释完，他就用严厉的口气让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我爬下灯架，科斯塔已在下面等我，脸色铁青。我自知理亏，在跟他回办公室的路上一再道歉，而他一言不发。来到办公室，他先把其他工作人员请出去，关上门后才对我说：“刘，我们一直合作很好，但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的行为会让我丢掉工作？”他用笔划去了我留在POOL摄影师登记表上的名字，冷冷地说：“今天的POOL背心没戏了，明天见！”这等于是对我下了逐客令。那天整晚我都很内疚，以往我们常对自己为了拍照片而不惜违反规则的行为津津乐道，记者面对不合理的限制当然应该发挥自己的智慧，但是合理的规则一定要遵守，我想这也是职业素质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两天，我都不好意思再见科斯塔，但还是对“猫道”念念不忘。女子单人3米板比赛是“登顶”的最后机会了，我硬着头皮再次走进科斯塔办公室的时候，他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让我填了一份申请表，又提出了具体要求：必须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上去，只能带一个机身和镜头，摄影包、镜头盖、遮光罩之类的东西都卸下，身体和相机要用保险带固定在灯架上。两个小时的比赛下来，我的腰也快直不起来了，但是我拍到了郭晶晶如睡美人般仰卧在碧蓝水面上的照片。

现在回想起来，我很感谢科斯塔的苛刻和严厉。特别是在我们的好朋友、好同事王岩出事之后，我更意识到他做的那一切是多么必要。

 

七、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

陈：摄影让你得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刘：经历是摄影带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摄影使我有机会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见到了不同地方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并用相机把这些记录下来，这实在是很美的事情。

99年科索沃危机的时候，我从阿尔巴尼亚开车翻山越岭赶往马其顿，在饥肠辘辘的时候，来到两国边境一个叫奥荷里的湖边，坐在湖边吃着烤肉，望着美丽的湖光山色。我当时想，如果不是因为摄影我怎么可能到那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来？当然摄影记者生活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的浪漫，更多的是每天奔命如蚁、紧张劳顿，可是我仍然非常感谢摄影。

要说改变了什么，我想也和经历有关。原来我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因为要不断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使我变得开朗了许多。

陈：支教、驻外、热点、中央新闻、社会新闻、奥运会，一直到今天的基层工作，这些特殊的经历你是否把他们当成财富？

刘：当然。任何一种经历对人的成长都不会白费。有些事当初并没有意识它的意义，你仍然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受益。就象刚毕业不久就让我去山西吕梁山区支教，开始并不那么情愿。后来还是觉得我得到的远比我付出的多

陈：你的生活态度一贯平淡，你也一直游离在喧嚣之外，不会让人干扰你的安宁。如何看待得失？

刘：我有散淡的一面，也有追求完美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对过程非常认真，对结果不太在意。说好听一点就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
陈：你是一个几乎没有负面评价的人，这很难得。你对自己品格、个性的评价？

刘：一个人的个性如果发挥积极的一面就可能是优点；相反，如果消极的一面被强化又可能变成缺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优点也可能恰恰是他的缺点。比如自信本来是优点，但盲目自信就可能失去自知之明，对自己、对事物造成错误的判断。不够自信的人往往遇事对不利的后果考虑的比较多，甚至选择逃避，因此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也正是他们对困难估计比较充分，会努力想方设法避免消极后果的发生。我应该属于后一种人吧。

95年我去莫斯科采访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红场上的庆典只给了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各一个名额。拍摄点距领导人检阅的列宁墓有七、八十米之遥，更要命的是二者之间在同一平面，甚至记者区更靠后一些。也就是说，如果领导人登上观礼台，记者根本看不到他们。事先俄罗斯人承诺在庆典进行中把中国记者带出采访区拍摄几分钟看来也根本不可能兑现。以往我们随领导人出访是不需要超长的镜头和梯子的，但出国前我就想到这次庆典有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情况与一般的双边活动肯定不同。这时候对事先困难的充分估计和精心准备再次帮助了我。我的相机上装着400毫米镜头加上2倍接圈，站在梯子上，等待好运气的降临。在庆典开始的时候，领导人依次从列宁墓下的休息室出来，登上检阅台。江泽民出来了、克林顿出来了、梅杰出来了……而且走在了一起。不到一分钟后，他们就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但是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而这时没带梯子的电视台记者被埋没在人群中，甚至没有意识到领导人已经出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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