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徐佑珠身上有种纯粹的东西，那是一种鼓舞人的力量。我们那批进摄影部的大学生应该说都受到她的那种职业精神和职业水准的浸染，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还有当时的副主任谢俐，遇到这两位出色的女性领导是我们的运气。

刘：我很庆幸我一毕业就能到新华社摄影部这个中国最大的新闻摄影机构工作，这里产生过中国最好的摄影记者和编辑。但是在整个文革期间，新华社摄影部基本没有进新的大学生。我分到摄影部中央组的时候，最年轻的记者也超过了40岁。在大会堂、中南海采访必须有常备名单。所以，我那时三天两头跑长城、故宫为外国领导人拍送礼照片。

后来，徐佑珠当了部主任，她很重视给年轻人机会。不过那些年我又是去山西支教、又是上新闻学院学习、又是当编辑，当记者是断断续续的，再加上我一向和领导有点距离，所以挺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并没有引起她的关注。直到采访完1990年北京亚运会，徐主任说了一句给我很大鼓励的话：“我以前并不了解你，从这次亚运会我开始认识你了。”她是这样的人：如果欣赏你，你不说她也会使劲用你。我记得后来好多次重要采访都是她点名派我去的。有些事甚至是被她推着、逼着去做的。1993年荷赛基金会来北京与中国的新闻摄影界交流，请来了英国和法国的两位大师，同时邀请东道主新华社出也出一名主讲人。徐主任推荐我去，我自认为拙于言辞、极力推脱。在她的坚持下，最后只好赶鸭子上架。事情过后我得到一个体会，只要你认真努力了，结果往往并不象你想象的那样糟。现在荷赛基金会每年还给我寄年度获奖作品集，大概是缘于十几年前的那次发言吧。

陈：徐佑珠那时做的重要的事情还有：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让我们走出去，其他媒体的杰出摄影者走进来，毫无障碍地沟通。我记得有天晚上，安哥从广东来部里放他的幻灯片，徐主任和我们一起看到最后，笑到最后。

刘：八、九十年代是中国传媒对图片的认识和实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新华社对某些领域（例如中央新闻）的垄断开始被打破，她这样做让我们有机会和同行进行更多的交流。我们那时非常关注其他媒体刊登的照片，经常摆出来与我们的照片比较研讨。大家在相互竞争又相互学习的氛围中一起成长。

 

 

陈：你应该是经过新华社严格训练的“成果”之一-------守纪律、有合作精神、隐忍、服从、担当、不事张扬、、、、

刘：新华社给我们的训练是严格的，这种训练主要不是通过培训的方式进行，而是一个部门多年形成的工作秩序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工作的性质决定工作的状态。不同的题材对摄影者有不同的要求，在适应这种要求的过程中也得到多方面的训练。比如在中央组的十几年，养成了我的纪律观念。中央组的记者每天早晨8点以前绝对要全部到办公室，不管你昨天工作到多晚，也不管当天有没有你的采访安排，要随时处在待命状态，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另外团队意识也非常重要。中央组经常要联合作战，每人负责某个角度事先都有严格分工，你不能看到别的地方出彩，放弃自己的职责。你别的拍得再精彩，规定动作没拿下来也要挨批评的。而采访社会新闻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需要记者有很强的新闻敏感，线索主要靠记者自己寻找。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很锻炼与人沟通的能力。拍体育则对摄影技巧有很高的要求，体育照片拍多了，再来拍其他题材，起码在技术上会觉得游刃有余。

合作精神有时比一个人的能力更重要。比方选驻外记者，首席往往不问这人能力怎么样，先问能不能与人合作。有很多只在业务上出类拔萃的人往往在这上容易吃亏。

陈：在新华社，做人往往摆在做事的前头。

刘：我在摄影部换了不少地方，第一我必须服从摄影部的整体安排，第二从个人来说我不愿意总是重复干一件事，哪怕这事别人看起来很好。我也知道一个人专注于干一件事更容易干出名堂，专家是那些在很小的领域比别人专注的人。可我本来也没给自己很高的目标、很大的压力，所以不如干自己喜欢的事。我不是特执着、特坚持的那种人。

本新闻共11页,当前在第02页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