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心存敬畏、感恩、珍惜、退隐之心的人是有福的人。

 

 

陈：很少在你的照片里看到暴力血腥，哪怕你是在有激烈冲突的地区。是不是那种东西不适合你的内心，抑或是你有自己的规则？

刘：前几天一个朋友在信里说我拍的照片“有一份特别的宁静和悲悯”。这是过誉了，其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我相信记者的性情与好恶一定会在他的照片里反映出来。

92年10月，我奉总社之命采访波黑内战。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前往波黑塞族武装的中心帕莱，刚进入波黑境内，前方的车队就被穆斯林武装袭击，我们被迫滞留在边境附近。一位当地的记者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新华社，主动带我到附近的医院，看到了被杀死的十几个平民的尸体全部被烧焦了，有些头甚至被割下。我拍了照片，但是并没有发稿。揭露战争的罪恶不一定非要用赤裸裸刺激读者神经的方式。回到我们滞留的地方，我看到来时同乘一辆车的一对身穿军装的青年男女依偎在山坡上，女的怀里抱着一只流浪的小猫，一脸甜蜜。男的目光悠远地望着前方。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来自远方的中国记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在路上他们的战友曾告诉我们这对夫妇刚结婚三天，他们的愿望是生六个孩子。爱情孕育生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自己的生命不被战争吞噬呢？摄影记者当然要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对人的命运和人性的关照。

陈：你温和的生命态度在你的照片里得到反映，即使到了战争的现场，你也会回避那些惨烈的场面，而把温暖的瞬间传达出来。

刘：我想可能是一种不自觉的流露吧，一般并不刻意回避什么。只有在职责与内心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放弃。在波黑采访期间，有一次跟着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深入到了塞族武装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那可能是我最接近战场的一次采访了。枪声、炮声象新年的鞭炮声一样密集，不时有抬下来的受伤士兵。后来一个老人来到指挥所，被告知他的亲人被打死了。老人不停地地啜泣，我把镜头对着他，老人冲我摆手。后来，老人慢慢走出指挥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跟上去，我实在不愿意再打扰这个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老人。也许我失去了一张好照片，但是并不后悔。摄影记者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尊重被摄者。

我在现场尽量不打扰被摄对象，有时候哪怕在旁边等很长时间，等待出现自己希望的瞬间，也不愿意干扰事情本来的状态。被摄者意识不到记者的存在最好，他这时感情的流露也最真实。

陈：很少见你悲喜流露，我很好奇：在热点地区采访，你会激动吗？

刘：如果自己不被感动，拍的照片恐怕也很难感动别人。但一个感性的人不一定是感情外露的人。我也有在现场因为激动得手发抖或者因为感动而眼泪蒙住双眼的时候。

今年一月我在泰国普吉岛采访海啸时，碰到一个人民大学的喀麦隆籍留学生爱莎，她的女儿贝蒂在泰国度假时遇海啸失踪，爱莎只身从北京来到泰国寻亲。那时我到泰国参加海啸报道已经半个多月，回国的机票都订好了。见爱莎的第二天，我去机场准备回国，她搭我们包的车去灾区找女儿的下落。

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心有不甘，好题材并不总能碰到，如果就此放弃，我一定会后悔的。爱莎也劝我留下来了帮她找女儿，望着她期待的眼神，我无法拒绝她的信任——无论是作为中国人还是她的校友。到了机场，我没有登机，而是改签了机票，一起踏上寻亲之路。我们带她去各个停放遗体的寺庙，还去了她女儿曾住过的酒店。穿过废墟我们找到贝蒂住过的房间，里面一片狼籍。爱莎见到了女儿的遗物。她点燃了路上就买好的三支蜡烛，嘴里念念着：“咕咕、咕咕（贝蒂的昵称），妈妈来看你了。”然后，枕着女儿的衣服，躺倒在贝蒂的睡过的床上，长睡不起。在酒店外的大海边，一直非常坚强的爱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她一面按照喀麦隆的传统向着吞噬女儿生命的大海撒盐，一边大声呼号：“大海，不要发怒了，还回我的女儿吧！”。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我一直走在前面，我不愿意她看到我的满面泪水。此后的几天，我们每日奔波几百公里陪爱莎找女儿，那时候我已经把从没见过的贝蒂当作我的亲人，很难分清找到贝蒂和完成报道任务哪个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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